王彬先生的《北京微观地理笔记》。这是他研究北京历史地理二十多年带有总结性的著作。他在书中从井田制建城思想出发、从微观地理的角度切入，考察北京的城市地理，求索北京的城市灵
魂。

　　所谓井田制建城思想，是指将西周时期土地分配的井田制形式，运用到城市建设、道路布局之中。从元代的大都，到今日的二环路以内的北京旧城，虽然增加了许多现代化的建筑，但其基本格局仍然呈现出确切的“井”字形状，并没有本质变化。在这个基础上，王彬指出，不仅北京城是井田制建城思想的产物，北京的基本细胞——四合院也是如此，流传深广的“九宫格”的理论，剥掉其风水外衣，实质仍然是井田制的形式在起着定型作用。将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思想，运用于北京的城市研究，透过现象谛视北京城市建设背后的肯綮之处，应该说这是王彬对于北京城市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为什么要用微观地理学来探讨北京的地理文化？一个现成的解释是，由于对微观地理研究的缺乏与轻视，城市改造的大幅度加强与城市建设步伐的迅速加快，弊端日益突出。微观是宏观的基础，微观破坏到一定程度，宏观必然也受到影响。对此，《北京微观地理笔记》中就有简明的提示：“一、城市所特有的地域性建筑大批消亡，从而淡化或割裂了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周边缺少必要的过渡，新旧景观不是相得益彰，而是互为矛盾；三、新开发建设的与旧有的历史建筑，处于无序状态，破坏了城市形象，使城市不是‘审美’，而是‘审丑’。”这是王彬选择微观地理角度研究北京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重视微观地理，并运用这个原理指导北京的城市建设，对于持久地保护北京的故都风貌，协调北京的新旧景观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有意义的，而我强调《北京微观地理笔记》的人文意义还可以扩大的原因在于它作为人文著述在人文知识界的学术参照性。这种参照性放大了看，或许表明了当下人们对学术的普遍期待。

“人文”地理应当把人看透


能因地理而作想法，我感到很有趣味。这辈子撞到地理行当中，却也不错。我这辈子正式学过两个专业，一个是考古，一
个是地理 准确地说是人文地理、历史地理 。对这两个专业，都是学时不解、不爱，学后却兴趣盎然。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很有相近之处，都是到大地上找寻人类活动的痕迹，都要脚踏实地说话。这两门学问的基础工作都很实，甚至实得过于“干巴”，其实，顺着基础往上走，这两门学问都是纵横博大，都有其精彩层面。

　　拿地理来说，我们一般交谈的多是地理知识，而在其学问主题下，不仅有知识，更有观念、思想、理论；放到社会里可以是政治操作，军事部署，文化展现，历史反思；对个人来说，又牵涉情感世界、人生体验。对这方方面面，都可以展开研究，做出长短文章。

　　假地理而作文章，我们最容易想到游记一类的东西：会写作的文化人到一个“地理”里面，边走边看边感动，回来后，再追加联翩浮想，然后遣派词句，激励成篇。这类地理短文情景交融，在“地理”里看到的是“景”，事后吐出的是私情美义。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文人行为，是我们的传统，认真地说，这是我们地理文化的一个特点。但在这里，地理知识是“软”的，讲不出个硬道理。古人管这种地理学问叫“小识”。

　　当然，我们的地理文化中还另有一些特点，比如“体国经野”，这是讲治国平天下的韬略；还有如“天时不如地利”，这是讲因地制宜的理性。在这里，地理知识是“硬”的，道理都属于“硬道理”，可以算计。古人管这种地理学问叫“大识”。

　　无论是地理的小识还是大识，都是根据我们人的需要的紧迫程度来衡量的。我们窗外的山川大地，就是那一套，但人类竟生出那么多在其中做事的花样。光是吃住行就比动物祖先麻烦了许多，再加上社会组织要彼此较量，精神享乐要无限追求，人在地上的“发展”已经收不住闸了。如今，地，还是那个地，但人已经变得“后现代”了，据说，地理学也跟着后现代了。不用说，所谓“后现代地理学”，不是地变出来的花样，而是人“作” 读第一声 出来的花样。

　　人文地理，在历史地理研究中也侧重人文，所以不能老说地理学是“地学”。人文地理若离开了人，会顷刻烟消云散，所以人文地理正经应该算是“人学”。另外，地理，在窗户外面，而地理学却在人的脑子里，而人脑又是分时代、分阶层、分你我的，所以地理学也不是纯净学问，会随人的时代追求、价值趋向变化内涵。研究人文地理，需要先把人看透。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我到美国希拉丘兹大学（也称雪城大学，英文作Sylacuse University）留学一回。希拉丘兹大学是美国地理学的重镇，80年代末，正有几位“学术带头人”在那里。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不真懂地理，英文也差 ，—头先撞进詹姆斯·邓肯（James Duncan）的课里。这位邓肯教授是加拿大人，家境富有，不再操心赚钱的事，可以坐在象牙塔里专门治学，且治的是抽象、清高的理论之学。他的理论研究在西方地理学界影响甚大，是“新文化地理”的旗手。我上他的头一门课叫“Cultual Approachto Place”，这个课的名称足足让我琢磨了好几个礼拜才大致明白，所以永远忘不了。后来我又上了他的地理学史，踏踏实实读完《地理学与地理学家》 作者是英国地理学家约翰斯顿 这本书，才终于进到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庙堂里。在希拉丘兹学了几年之后，我便不再多想西方的具体事务了，脑子里盘桓的是中国的东西，毕竟中国的东西对我来说更有血有肉，想起来容易走得深。时隔八九年，我回到北大。北京大学前辈学者的风范一直是我景仰的。这时的北大也正聚拢一批有才华的青年地理学家。历史地理学在我国，应该是大发展的一个特色学科，中国的了不起之处 也有说是遗存问题之处 不但在历史，也在地理。洋人的人文地理经验，以及在此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文地理之学，是西方的一份说明书，虽然尽力要把它做成一种普遍适用的“科学”，但能办得到吗？中国的人文地理，特别是文明形成期的人文地理行为，曾奠定我们文明的空间框架，它恐怕在世界上是独一份的。中国的说明书要另写才是。而把人文地理问题放到历史中去观察，是很有乐趣的事情。

　　西方人素来爱谈哲学，这是他们各类学问的总根子。人文地理学也同样与哲学挂钩紧密，我得的地理学学位也称“哲学博士”。哲学也是“人文”学科，与人文地理学有联系，人文地理学在脑子里，而哲学也在脑子里，人就一个脑子，怎么能不在里面勾结呢？

　　在我们脑子里常有些“暗藏”着的勾结关系，我们自己却意识不到，而一经启示，思路顿活。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想要研究中国的人文地理，这是不可能的。而不了解一颗“中国心”，只考察中国人的四肢和腰臀，也是不可行的。中国人的四肢并不粗壮，却能打造出万里长城，靠的主要是中国心。在中国心里面，不光是萝卜土豆，还有“五岳四渎”、“芒芒九州”。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可以有“天下一体”的宏观，这是洋人难以理解的。因此，关于中国夏商周时代的人文地理，中外学者间有不小的争论。不过，人文地理的样数很多，在这一领域，真是大千世界。争论归争论，地理世界的基本事实则告诉我们，丰富性是其永恒的本质，没有谁是惟一的“发言人”。只有汇合起来，才叫世界。

　　

我国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开创者、毕生致力于科普工作的典范

　　竺可桢毕生以极大热情从事科学史研究工作，其目的在于从我国浩瀚灿烂的文化遗产中发掘科学宝藏，古为今用，阐明中华民族在世界科学史上所占的地位，激发中华民族的自尊心；研究中外科学的交流，促进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他在半个多世纪中，在天文、气象、地理等科学史领域发表过３０多篇文章，不愧为科学史研究的倡导者和带头人。他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１９２７年），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分析古籍中的天文史资料，对原大家认为年代不可考，因而未必可信的四仲中星，得出了年代可考（３个都在殷末周初）的结论，使历史学家徐炳昶读后“欢喜赞叹，感未曾有！余以为必须如此才能配得上说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

　　１９４４年他发表了《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论证了二十八宿实起源于中国，而不在印度或巴比伦，解决了国际上争论一百多年而中国却无人参加论争的一个重大的科学史问题，终于得到基本结论。１９５１年发表《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的成就》是我国古代气象学的概括，１９５３年 《〈中国近代科学论著丛刊——气象学〉序》便是我国近代气象学史的总结。他还对中外有成就的许多科学家进行深入的研究。１９２６年《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一文，第一次系统地评述了沈括（１０３１—１０９５年）在地理学、地质学和气象学上的贡献。１９４１年作了《徐霞客之时代》的报告，认为徐既具有中国人“忠、孝、仁、恕”的旧道德，又有为寻找自然奥秘、历艰涉险的新精神，指出“欲求如霞客之以求知而探险者，在欧洲并世无人焉。”在《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一文中，对徐光启推崇备至，并将他与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倡导者弗兰西斯·培根进行比较，认为徐光启比培根伟大得多，科学造诣远胜于培根。他在研究了哥白尼、布鲁诺、刻卜勒、牛顿、波义耳等人的科学活动之后，竺可桢从他们的身上总结出三种精神：“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竺可桢本人一生贯彻了上述科学精神。他身后留下有３８年的日记，大约８００万字，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对科学史研究有很大的价值。

　　科普工作是竺可桢矢志振兴中华、毕生用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一直认为，科学研究的提高与普及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越是高级研究人员越应带头向群众进行科研成果的科普宣传。长期以来，他坚持带头进行科普工作，在他一生３００多篇论文著作中，科普作品达１５０篇以上。


　　他著文、演讲的内容涉及面很广。在地理方面，如：何谓地理学，中国地理环境，地理对人生之影响，地理与文化之关系等。在气象方面，如介绍气象发展史和气象科学内容，气象学与人生、农业、战争的关系，到具体介绍台风、冰雹及水旱灾害等科学知识。除地学以外，还涉及生物、天文、医学、航空、历史上的科学家等许多方面。他运用浅显、简练、生动的语言和为人喜闻乐道的事例，破除迷信，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说明了科学与一个国家文明的关系，对提高人民的科学素养，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