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打劫了儒者，
儒家打劫了中华传统文化（下篇）

洛克
儒的起源，用扑朔迷离，纷乱如麻，诡异奇谲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儒，《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①指儒家；②旧时指读书人。
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段玉裁注：儒、柔以叠韵为训。郑氏《三礼目录》云：……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
我们先且按下这堆解释，另由蹊径，来趟一趟这儒的起源，究竟从何而来。
近人章太炎曾作《原儒》一篇，以他那著名的坚实，晦涩、烦琐的小学功夫，表明了对儒的起源的认识。简明地说，就是儒起始于周朝的王官。
胡适不同意章太炎的观点，胡博士颇有点让人惊讶地说，儒源起于被周武王灭掉的殷商后裔。胡适的论证方法，充满了现代心理学和文学想象的魅力。

其实，章太炎和胡适的观点，并非是冰炭不同器的势不两立，他们各有其依存的根基和价值。
要给予儒一个较为明晰，但又不要太过烦杂的解释，我想，还是应该从平王东迁开始说起。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周朝的都城由镐京迁到洛邑。在此之前，西周王朝已被犬戎所灭。所以，平王定都洛邑，说起来是迁都，实际是新立了一个国家。这个新的国家当时面临一种什么状况，概括地说，就是王室衰微，诸侯兴起。王室衰微，表现在，一，王室土地日益萎缩，所谓“昔先王日辟百里，今也日蹙百里”（《诗经大雅召旻》），而土地，自古及今，都是财富的根本。二，诸侯的“贡献”也日蹙，据范文澜《中国通史》，“按照鲁史春秋所记，242年里，鲁君朝王仅三次，鲁大夫聘周仅四次。

鲁是周公的后代，与王室最亲近，朝贡几乎全废，其他诸侯的朝贡自然不会比鲁多一些”。人都不来了，见面礼也就肯定别指望了。
东周王室当时究竟穷到什么地步，我们借几个事例，稍作说明。“开国”之君周平王死后，下葬的钱不够，周王室派人到鲁国去求助“丧葬费”。公元前697年，周桓王私自向鲁国求车，说明，王室穷得连车都置不起了。桓王死后，因为没钱，七年后才得以埋藏。（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
穷到这种地步，“不能养活众官”（《中国通史》第一编165页），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一般的书籍，写到这里，都是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最多不过说说官学衰，私学起之类。但照笔者看来，正是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死生契阔，不可问天”（南北朝庾信《哀江南赋》语），发生了足以影响后世中华民族文明传承与文化衍变的重大事件。古往今来众多历史学家，文化学者，将这段历史中的碎骨连筋忽略不述，漠然走过，在笔者来看，简直是最最不可思议的历史惊奇。
随着王室衰微，没钱养活众官，一场被两千多年前岁月风沙堙没的历史剧，上演了。
大批大批前中央政府王室官员向民间飘散！向那些正在兴起，开始具有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日前增长的文化需求的诸侯国飘散。
“公元前520年，王子朝结合一批丧失职位的旧官，起兵争王位，兵败，率如氏、毛氏、尹氏、南宫等残部，带着王室所有的曲籍，逃奔到楚国。这是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周人和周典籍大量移入楚国，从此楚国代替东周王国，与宋鲁同为文化中心。”，（《中国通史》第一编165页）可以想见，在东周全部的414年里，这只不过是一次上规模，有组织，有记载的转移。在此之前，更早、更多“散户”流亡式“移民”，如风吹沙扬，细水长流，已完全迭散于史籍之外。

而这，就是儒的历史起源线！
东周王官向民间散落的过程，就是儒之最初的形成过程。
也就是说，由于周王室衰弱，大量官员被“裁减”，或自动流失，从而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开始形成最初的细胞，土壤，血液，精脉。从“物质构成”的来源说，他们就是太炎先生所说的王官。而从某种礼仪精神的源流来讲，他们跟周之前朝——殷商后人之间，存在某种渊源关系，也不是没有可能（胡适说）。至于《汉书艺文志》，推断“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精细的同时，多少有点缩杵为针了。
现在，我们得稍稍解释一下，周朝王官的官字。

周朝的王官，跟我们今天的官，其含义颇有不同。周朝的官，其一，权力意味要小，职位意思更重。其二，周朝的王官，跟礼紧密结合在一起。《三礼》中的《周礼》，其实就是有周一朝的全部职官表。周朝是所谓礼法社会，要想在周朝任职为官，必须对周王朝礼制的方方面面，其思想、制度，言词，仪式，操作，法度，规矩，做到通晓娴熟。什么样的人能做到？首先，必须是有知识的人，才有可能。
所以，王官即是知识分子；而周朝的知识分子，不“当官”的，几率微乎其微。
现在，我们有稍许的恍悟了。难怪中国的文人，直到如今的知识分子，看上去一个个这么的像官，这么的想当官，原来用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来说，都不过是一种潜藏极深的历史心理的“复位”啊！
那，王官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后世所称的儒的呢？
要精确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着实有些难度，孔子的话说，“不足征也”，材料太少。于是我们只好借助侯外庐先生的著作，来稍作勾画。
侯外庐并没有直接说，儒者，来自于周朝王官，而是根据庄子的话，认为儒者来自邹鲁搢绅。庄周之语，向来高邈无凭。但侯先生叙述儒的演变过程，精劲有力，转述如下：

到了春秋，公子与富子（大夫）争夺，富子大夫取得政权，礼固失其基础，《诗》亦不容于作批判的活动。礼不是成了贵族的交际礼貌仪式，即成了冠婚丧祭的典节，《诗》则流于各种各样的形式。这样便把西周的活文化，变成了死规矩”，“然而，这一项讲究，并不是平常人所能胜任的。它必须有传授的行帮才能给贵族装势头，所谓道诗书礼乐者，即成为名为儒者的职业”。（侯外庐《孔子批判主义社会思想底研究》）

原来在官府里任职，官、礼一体，因为中央政府没钱养不活，官没了，只剩下礼；除了礼，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没有营生的本领，又失去了原有的生存依靠和舞台（平台），只能去向新兴的权贵者找饭吃；而这时的礼，失去了原先的精神与内质，徒然剩下一副装门脸的样子和工具，好比游走卖唱者手中的三弦与二胡，迹近于小丑与乞丐（元朝的九儒十丐，盖源于此）。概言之，这就是儒在中国历史上春秋中后期的嚆矢与滥觞。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在这大群大群向民间飘散的王官当中，有一批被称为“士”的群体。许多学者把儒的生成跟“士”紧紧联系起来，我觉得，这多少有点类似《汉书艺文志》把儒的起源，限定在“司徒”一职上。

“士”本身也是周王朝体制内的人，是王官的一部分。他们有的凭能力，机遇，攀升到上层权势的位置；但更多的，沦落为“儒”。只不过，并没有根据，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儒”的产生，全都归结到“士”的身上。我们知道，在春秋乱世，百里奚这样的奴隶，管仲这样的死囚，朝夕之间，可以成为宰相，那许许多多的王官，也就有可能上门乞食。《左传》写到过，晋公子重耳流亡途中，向野人乞食，野人给他土块。
对于这样一批被称为儒的人，与孔子时代接近而稍后的墨子，有过这样著名的描写、刻画：
“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下》）

儒、墨对立而相争，上述语也许可视为“政敌”的诬蔑。那就来听听儒学大师荀子的高见：
“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俨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荀子非十二子》《荀子 儒效》）。
更加不堪入耳，不堪入目了。偷儒，贱儒，俗儒，全来了。墨子还是冷嘲，荀子已是痛骂。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嗜饮食”，看来，这算是儒者们的通性了，也正是儒者生存景况的写实和记录——迄今仍为世人所司空见惯。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篇起首，《说文解字》段玉裁的注，继续对儒，作另一角度的破解和剖析。
儒、柔以叠韵为训。郑氏《三礼目录》云：……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

儒、柔以叠韵为训，说得很明白，这就是训诂学上的音近而义同，音同而义近。那柔又作何解呢？郑氏者，两汉经学首屈一指的大师，郑玄也。儒之言优也，柔也。真可谓一语道破。儒-优-柔，这是古今中外，汗牛充栋，堆山填海般关于儒家，儒学，哦，对了，还有儒教的文字中，最一针见血！一剑封喉！最一字千金！的解释。原来柔即是优也！有个成语，优柔寡断。那么，什么是优呢？优者，戏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有：“饮酒，且观优”。倡优连用，今日仍不时一见，用前人的话说，就是戏子。儒者在权贵家里，那让人眼花缭乱的繁文缛节，不正像是一出戏？像在演戏吗？《史记孔子世家》其实还有一处出现了儒字，那就是“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有古汉语基础的人知道，至少在西汉以前，汉语词汇基本都是由单音节词构成，优倡侏儒应该是四个独立，但意思极为相近的词，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儒的这个“作戏”的影子，直到今天，不也仍在我们时代的面前影影绰绰，我舞我蹈吗？从儒的诞生之初起，它就是专业的第三产业服务人员，而它的服务对象，由于自谋生路的需要，一开始，就已固定不移了。这也就是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所指的：“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根柢即在于此。
这就是儒，在春秋时期的一个基本生存面貌和客观形象。说得简单直白点，就是谁家有喜事，就赶紧凑个班子过去热闹一下；谁家有丧事，又赶紧拉上一拨人马过去热闹一下——弄顿吃的，攒点零花钱。还记得《史记孔子世家》，写孔子死后葬鲁城北泗上，最后写到的那群像无名鼠辈，偷偷溜溜出来的“诸儒”吗？

说到这，又得插入两句。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这个“术”字，前人虽多有语涉，但也总给人语焉不详的感觉。如果我们把“术”和前文中的“优”联系，情形或许就豁然开朗了。一场大戏做下来，可不是得有“术”么？太炎先生《原儒》中引述的儒者们求雨时的装扮和作派，没“术”，那可是玩不转的。秦始皇坑儒，有人说坑的是术士，术士就是那时的儒。他们帮秦始皇“作戏”，作到中途，全部开溜，始皇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给埋了。一直到两汉皇朝终结之前，儒生，术士，就是一帮抱着“古礼”，像抱着神秘莫测的“装修工程图”的礼仪装修表演队，以装神弄鬼的方式，时好时坏，混口饭吃。
世事两面看。
我们在看尽了儒的这一面后，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我们不能不提到儒的另一面。让我们再次回到侯外庐先生的文章。

“平心而论，我们不能用近代人的眼光来非难古人。搢绅先生一方面因了社会的黑暗，把西周的思想作为‘儒术’而职业化，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传统上则相对地保持着文化遗产，……才没有将历史传统的文化斩绝”，“学术下私人的运动，乃适应于经济相对国民化，所以，由儒者蜕变而出的显学，一方面是对于春秋文化具文的批判，他方面又是开启‘子学’发展的源流。这一中国古代思想的流变，极关重要。前人很少注意”（《孔子批判主义社会思想底研究》，见《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
是的，即使从最简单的世界史对照来看，在古代以色列亡国前后，在曾经煊赫至极的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也曾有过大批的前朝知识分子，在丧失了一切尊严，人格的环境里，仅仅凭着要活下去的生存本能，保存、散播了本民族的文化余烬。让我们忘记先人身上的污秽与耻辱，而永远记住他们的功绩吧！因为他们的生命早已逝去，而火种已经留下。值得我们抱臂冷眼的，倒是和我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屋檐下的学者式官员，或官员式学者，他们正给我们上演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混水摸鱼”，“借尸还魂”，“暗渡陈仓”，“树上开花”的儒学大戏呢。

现在，该到孔子先生出场了。
西方有句名言，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对孔子，面对孔子突然涌现的丰富而灿烂的思想，我们不免疑问，谁是孔子之前的巨人？周公肯定算一个，因为周公奠定了整个西周王朝的全部礼法制度，但周公距孔子已经将近六百年了。再数，只能列举晋国的叔向和郑国的子产。再往下，就只能举臧文仲、叔孙豹、晏婴等一干人的姓氏——也只能就是个姓氏和零零星星的三两句话。如果说这些就是孔子之前的巨人，那这肩膀着实显得单瘦了点。这时，我们的目光必然地会巡视到前文所说的那一群人，那一群默默无闻的无名氏，那一群衰微王朝里遗落下来的王官演化者，他们在时代犹如锋利弯刃的转折处，在屈辱、卑贱，备受鄙视，玩弄的环境里，怀抱着日益僵硬的西周礼仪，作为自己自谋生路的拐杖，他们无力，也无心，没有任何可能要去完成一桩历史的伟业，他们只能等待巨人的出现，等待巨人来对他们怀抱的遗产点铁成金！这巨人就是孔子。

孔子出生于周公受封所创立的鲁国，鲁国的西周文物、礼仪遗产，在各诸侯国里，无疑首屈一指。《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环境使然。但光有环境，没有自身的敏而好学，孔子不可能成为冠绝一代的巨人智者。关于孔子的学习，是《论语》里出现最多，也是言说最为精彩，为后人所熟悉的部分，试举数例：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有个问题浮现出来，孔子是怎么学习的？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
不经意间，某个秘密的洞口被触碰到了——“在人”，孔子同凡人一样，也靠向人学习而成就终生，那么，孔子向什么人学习的呢？

以前我们根据《史记》等书，单知道孔子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子，这能会是孔子成为一代大家，仅有的学习来源么？那群散落各地，鲁国尤其众多的“贤者”，“不贤者”，“孔子入大庙，每事问”（《八佾》）所问的无名者，其实就是精通、娴熟周礼，在孔子身后，默默奉献了成就其旷世伟业养份的春秋“先儒”。
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子罕》
试问，少也贱的孔子，干过些什么样的鄙事？种菜？种粮食？做木匠？手工制作？孔子还能做什么样的鄙事？——说穿了，就是前文所说的，儒者们唯一擅长的“冠婚丧祭”之事！把这鄙事经历跟孔子的好学结合起来，孔子那被可悲地屏蔽了“老师群”，不是呼之欲出了吗？
由上可知，孔子在终其一生的好学中，他的老师，除了周公，叔向，子产，臧文仲，叔孙豹这些名列史册的人物，更多的是那些名不见经传，如散兵游勇，散落各地的儒者。但孔子沉默了这段史实，更甚其事的是，孔子在他本人与儒之间，划出了一道深不可逾的鸿沟。

整部《论语》，都是这道鸿沟喋喋不休的强调，甚至，如果我们对孔子的人生哲学，来个外在式的命名，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区别哲学，或区别与对比的哲学。还记得孔子对子夏说，“女做君子儒，勿做小人儒吗”？还有“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还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之中，类似训导自箴之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人性强调中，孔子为他本人及弟子，树立了一种全新的，迥然不同于“先儒”的道德规范与实践。这一新道德规范的实质，就是要反诸自身，主体自立，强调灵魂的自我重建。
子贡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也与？”《学而》
子曰：“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宪问》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
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
这种新思想的标举，与前面所述的儒者的“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俨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相去何其巨大，对照何等鲜明，分立何等截然！
现在，我们该多少有些理解，孔子那匪夷所思对于儒的避忌，以及孔子“同龄人”，还有史迁的言儒不言孔，言孔不言儒的缘由所在了。
但是，也正因如此，孔丘先生，作为一名精神财富的“超级富豪”，却犯下了“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如果他本人，或其他强有力的证人，不能证实他的“清白”，那孔子“打劫”儒者的“罪名”，将被宣告成立。

最后，笔者将尽可能用精练的笔墨，来叙一叙孔子死后发生的事，也就是另一件更充满历史戏剧性，更令人感慨唏嘘的劫案。
孔子死后，孔子与儒之间，错综微妙，近乎不可言说的关系，也就一步步拉开了演化的序幕。起先是曾子、子贡、子游、子夏，子思等孔门第二代，他们的一系列“完美孔子工程”的启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孔子的圣化，和（从历史结果来看）意义、影响更为深远的儒之正名。但一切还都是以和平的，渐变的，大雪无痕的方式演进着。孔与儒演化的第一次金戈铁马之声，第一次聚变可能性，来自子思的再传弟子，孟轲。到荀子，先秦时代最后一位伟大思想家的出现，孔、儒之合，已形成惊涛拍涛，不可遏止之势，这也正应了电影《无间道》的那句名言，迟早是要还的。孔子拿了儒者的东西，却又很不地道的不声不响，历史岂能轻易放他过去？但是，即使是在荀子的笔下，孔、儒依然是泾渭分明的两家人，孔、儒依然处于一水相隔的二元分立状态。《荀子》书中《仲尼篇》、《儒效篇》的分立二章，正是孔、儒二元世界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