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的实质性起点，肇始于一个在历史上极不出名的小人物，叔孙通。正是叔孙通在汉高祖手里获得的，类似一项装修工程的机遇，使孔、儒之间，冲破了忸忸怩怩的历史窗隔，大大方方走到了一起。也正是在两汉时期，完成了影响中华文化传承巨深的孔儒“一体化”进程。
孔儒结合以后的日子，过得并非一帆风顺；甚至掐指算来，至少在隋唐以前，不顺的时候好像还要更多些；但他们再也没分过手，这也是事实。以至于今天，人们早已认定孔儒是天生的一对，所谓无孔不儒，无儒不孔了。
于是，由于孔儒两家庞大实体（说儒庞大，是指其在后来的历史时空中的积累而言）的这笔巨额“关联交易”，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史上一桩“惊天大劫案”从此发生了。

当初，孔子站在那群一盘散沙，龙蛇混杂的先儒肩膀上，以横空出世的才智，承继西周，乃至夏、商文化遗产时，据说他整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著名的有《诗》、《书》、《礼》、《易》、《春秋》，且让我们一笔一笔重新来审计一番。
这其中的《春秋》其实只是鲁国的《春秋》，当时各国都有自己的《春秋》，但皆散逸不存，只剩下鲁国《春秋》。不过这部《春秋》，如果不是作为《左传》、《公羊传》、《榖粱传》的底本，又扯上一句虚而不实的，什么微言大义自己骗自己的鬼话，其自身是一点史料价值也无，不论也罢。
《诗》，即《诗经》，就算是经过孔子的手，删削过吧，这完全是一部迄至春秋中期以前，群体创作的产物，理应权属全体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怎么能因为经孔子手编辑过，就成为孔门私产？又更怎么能因孔子本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孔儒“婚配”，而竟成为所谓儒家的专有私产？这不是贪天之功，是什么？这不是剽窃、偷盗、抢劫，又是什么？

《书》，即《尚书》，本是夏商周三朝的历史、政治之大事典籍，情形与《诗经》如出一辙，勿庸赘议。
《礼》，应是三礼之合称，其中《周礼》是周朝职官表，肯定是公产无疑。《仪礼》情况不明，有待进一步甄别。《礼记》可算孔门的东西，让他拿走，至于他给不给儒家，那是他们之间的事。
《易》，传说为文王所作，实际有可能出自周朝王官里巫、祝、卜、史等人的集体创作。纵使孔子，或孔门人士有所补益，其主体为公产，应无大疑问。孔门后人最多能享受一点“干股”，岂能又二话不说，全盘往家搬？更别说竟然要整体性地划归于儒家名下。
这是孔儒“婚前”财产的清盘，——实质就是国有资产被盗式流失，本属全体中华民族的集体财富，竟然只因一经孔子之手，就“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成为所谓儒家的经。而更出奇离谱的，还是“孔儒合卺”之后的“文化浩劫”。

孔儒“婚配”，由于三件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事件的发生，在中华传统文化话语权上，获得了“舍我其谁”的绝对垄断地位。其一，董仲书-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其二，隋唐以降确立的科举取士；其三，朱熹的理学，及其对孔学，儒学的独家解释权。从此，只要你生在中国，活在中国，只要你识字，能读书，你就不能不是“儒家”一员。这一点，罗素在其《西方的智慧》一书中，说到东哥特的鲍依修斯，有句话，作了最好的侧面注脚：“当然像当时大多数人那样，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基督教徒”（171页），正像在一个革命最激越的年代，你怎么可能不是一个同志呢？所以，在中华文化史上，从屈原，阮籍，嵇康，到李白，徐渭，兰陵笑笑生，黄宗羲，曹雪芹，王国维，统统都是儒家文化“鱼网”中一份子。谁也走脱不了。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黄宗羲《原君》中痛骂小儒之语）。

原因何在？因为儒家有皇权“入股”，科举取士，公共社会的道德话语垄断，你不“儒”？你就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遑论什么狗屁鸿鹄之志哉！
在朱熹之前，好歹还给你留出点所谓“佛、道”空间，让你有个换点新鲜空气的地方，一到朱太师“炼”好了理学的头箍绳索，连佛道之学一并化于其中矣。那是儒学、儒家真正一统江山的大好时光。也就是我们当今著名学者？官员？拍胸自豪地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据所在了。
还记得本文开篇处所引《现代汉语词典》对儒的解释吗？儒，旧称读书人。呵呵，无门无派，一网打尽。

如今，只要你对《诗经》有兴趣，对《尚书》有兴趣，更别说对《论语》，《孟子》有兴趣，那你就一定“儒”了。甚至，你对诸子百家有兴趣，你喜欢翻一翻《尔雅》，《山海经》的插图，那你就“国学”了；而“国学”是以“儒”为代表的（谁说的？官员兼学者说的！），所以，你也就间接地“儒”了。不是有人也给鲁迅赏了顶“国学大师”的冕子吗，由此看来，鲁迅的被“儒”，也就指日可待了。

近人章太炎曾作《原儒》一篇，以他那著名的坚实，晦涩、烦琐的小学功夫，表明了对儒的起源的认识。简明地说，就是儒起始于周朝的王官。

胡适不同意章太炎的观点，胡博士颇有点让人惊讶地说，儒源起于被周武王灭掉的殷商后裔。胡适的论证方法，充满了现代心理学和文学想象的魅力。

死去和活着的孔子  
——为《六十个孔子》序
  
  
作者：彭富春

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上的人物，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死了。他并没有如一些宗教性的先知或者圣人给世人留下不朽的肉身，哪怕是一些遗物。但孔子的思想活着，借着《论语》还向历史上的民众传教。它不仅引导了那些读书精英，而且也影响了那些目不识丁的大众。孔子的思想亦即儒学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中国人的生活、思想和言说。因此孔子是一个特殊的名字。它不仅代表了孔子本人，而且也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也代表了中国人。

       但这个思想的孔子在他诞生的时候便遇到了他的敌人——道家。人们说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但首先是儒道互异。作为儒家的对立面，道家反对仁义，而主张自然。对于道家的批评，儒家进行了申辩。一个人不是如同动物一样生活在自然之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不仅如此，儒家也将孔子刻画成一个热爱自然而具有浪漫情怀的人。因此道家和儒家虽然互异，却也互补。道家并没有在根本上动摇儒家的基础。

       孔子或者儒家真正的死亡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是一个特别的时代。中国已不再是一个中央帝国，而只是作为东方而与西方相遇。西方是古希腊的科学与民主、中世纪的上帝之爱、近代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反过来，东方是愚昧的、落后的和反动的。于是五四高呼口号：打倒孔家店，要消灭孔子的思想所宣传的吃人的礼教。在五四，孔子的死亡是因为其文化的缘由。

在文化大革命，孔子又经历了一次死亡。这时的孔子主要不是文化的，而是意识形态性的。孔子是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面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所导致的礼崩乐坏，他要实行复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传统文化并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命，由此进一步革一切文化的命。在革命中，无产阶级不仅没有了财产，而且也没有了文化。于是文化大革命成为了一场沙漠化的运动。

       改革开放虽然终止了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但孔子的死亡还在进行之中。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推动了社会的根本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在这样的过程中，经济成为了最大的政治，文化失去了其本性，而只是成为了经济的附庸。人们与其听孔夫子的教诲，不如求财神爷的保佑。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使中西文化前所未有地相遇和撞击。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不仅通过其思想，而且借助于其日常生活方式影响了中国亿万民众，从衣食住行到互联网、电影、电视，不一而足。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处于一种劣势，有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

但也许只有大死才有大活。正是在孔子死亡进程加剧的时候，他的死而复活消息开始广泛传播了。一个时期以来，国学热、儒学热、读经热等席卷神州大地。人们预言，孔子在二十一世纪不仅会走遍中国，而且会走遍世界，仿佛是另一个上帝。这种相信孔子并没有死亡或者是希望孔子复活的愿望的动机是非常明晰的：它源于一种对于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的强烈情感。显然中国人必须保持自身文化的同一性，不能被西方所同化。一种狭隘的中国中心主义是有害的，而一种优越的西方中心主义也是狂妄的。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西思想文化的相遇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我你的共同生长。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子应该且必须是活着的。

       但愿望归愿望，事实归事实。在现实中，思想的孔子究竟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对于思想或者文化的孔子，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说他活着，也不能简单地说他死去。作为孔子的子孙们，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区分孔子身上那些活着的东西和那些死去的东西。

       在历史上，孔子从来就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这也意味着人们不断地改造孔子，让他的思想克服其死亡性，而具有自我更新的生命力。原始的孔子就有所谓的内圣外王之说，从内圣开出外王。宋明理学将孔子的儒学变成了心性之学，现代新儒学也仍然在延续宋明理学的路子，而成为了新理学。但新儒学的思想遭到了人们的怀疑，认为它无法复活死去的孔子，因为这样的孔子在当代世界中根本就没有生存的能力。

让我们回到孔子的思想本身。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和天崩地裂的时代，因此他思想的根本使命就是恢复礼制。礼是什么？它就是法律、道德和生活习惯。这就是说，它是人们最根本的游戏规则，从而支配了人们的存在、思想和语言。作为如此，礼不仅标明了差异，而且划分了等级，确定了天地人，或者更具体地说天地君亲师之间的先后高低秩序。通过对于礼制的重建，孔子希望建构一个有序的世界。

       当然，孔子的思想并非是对于传统的礼制简单的复辟，而是对于它的创造性的转化。这就是所谓的以仁释礼。对于孔子而言，礼是重要的，但仁更重要。没有仁，礼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惟有仁才使礼灌注了生命力而富有现实的力量。

       那么仁到底是什么？仁是爱人，而且是一种爱人的情感。但它不是只停留在情感里，而且也贯彻到人们的行动和言语中。孔子所说的仁爱之心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相反它就来源于人们熟知的日常的亲情，即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别的人类关系，也就是血缘关系。但血缘关系也正是在人类身上所固有的自然的关系。根据这样的分析，仁爱作为人类的情感，是一种血缘之爱，同时也是一种自然之爱。但孔子试图将它扩大化，要人们像爱自己的亲人一样爱天下所有的人。正如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在孔子关于礼和仁的思想中，哪些是活着的？哪些是死去的？对此人们几乎难以区分。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孔子活着的思想：在一个无序的世界里建立秩序，在一个无爱的时代里宣扬仁爱；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他死去的思想：礼教束缚了个体的生长，仁爱限制了情感的丰富。

       孔子思想死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与国家在结构上具有同一性。其中家庭的结构是原初的，而国家结构是家庭结构的扩大化。在这样一个结构中，个体只是家庭和国家的结构之中的一个要素，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结构。所谓的礼制就是维系家庭和国家同构的规则，所谓的仁爱就是人对于家庭和国家的情感。

       现在思想的任务已经非常明晰。我们必须制订当代生活世界的游戏规则，但它应该促进个体成长。因此这样一种游戏规则将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国家、家庭和个人将拥有属于自身的不同的规则。同时我们也要倡导一种伟大的人类之爱，但它并非血亲之爱的扩大化。不如说，在血亲之爱之外，人类的友爱、性爱将赋予爱更广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