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
  

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

作者：李学勤

【英文标题】Unearthed Artifacts and the Study of Zhou Yi

　　Li Xue-qin

　　（Ideology and Culture Institute,Q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732,China）


　　【作者简介】李学勤，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1933—），男，北京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周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今天能看到的经典中是最具哲学意味的。利用出土文献中与《周易》有关的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当时《周易》的面貌，对《周易》经传进行深入研究。

　　【摘要题】出土文献研究

　　【英文摘要】The Book of Chang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sterpieces of ancient China.It is the most philosophical sutra that we can
see today.Using the related material in unearthed literature,we can find out
the appearance of The Book of Changes of the time,this will be helpful to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Book of Changes.

　　【关键词】出土文物/《周易》/孔子

[ 本帖最后由 兑兑 于 2008-4-10 01:12 编辑 ]

本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为何要用考古资料来进行《周易》研究。
第二个问题讨论近年出土的与《周易》有关的材料，分四点，一是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二是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三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四是和《周易》有直接关系的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

[ 本帖最后由 兑兑 于 2008-4-9 23:41 编辑 ]

　一、为什么要用考古的材料来研究《周易》

　　《周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为十三经居首的一部经书。本文这个题目与我近些年来的努力方向和工作有关，那就是怎样用今天考古的资料来论证《周易》，特别是《周易》和孔子的关系。孔子和《周易》到底是什么关系？近几十年来有一种看法，认为不像传统记载那样，孔子与《周易》等六经有直接的关系，六经是自己形成的，有些经的形成甚至是很晚的。

　　究竟《周易》与孔子有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涉及到孔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如果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上、世界文化历史上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孔子之所以重要，究竟为什么？这也关系到，我们怎样去研究孔子？用哪些材料来研究？很长时间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主要依据《论语》，但是否只有《论语》？传统的观点认为研究孔子主要是六经（或“五经”），六经都是经过孔子删订、整理、注释，反映了他的思想与贡献。如果否定六经与孔子的这种关系，孔子的形象肯定完全改变。

　　今天讨论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并不是想论证孔子多么多么伟大，是一个圣人。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孔子有他的时代，是他那个时代产生的人物。孔子和六经的关系就代表了孔子与那个时代的关系。我们对孔子的认识实际上就是对孔子那个时代文化、学术的认识的一个核心。特别是《周易》，在今天能看到的经典中是最具哲学意味的。否定了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就是否定了孔子那个时代的哲学水平。如果确定孔子与《周易》确实有关系，那么春秋晚期、战国早中期的哲学是相当辉煌的，已经有像《周易》经传这样的哲学体系了。通过对《周易》与孔子、孔门弟子之间关系的论证，以及《周易》经传形成时代的分析，来探索孔子、七十子、七十子弟子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想的水平，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大家知道我曾说过一句话：“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提法可给我带来大麻烦了，有的学者有很大误解。其实我的意思是，疑古思潮本身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思潮，起了非常重要的进步影响，但今天我们不能以疑古为限，只有怀疑没有建设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去论证，所以有些学者提出不能限于疑古，而要释古。怎样释古？仅仅靠古书是不行的，更要注重利用出土的考古材料。考古材料分为考古遗物和出土文献，出土文献就是指竹简帛书。考古发现的文献保存了没有经过后人改动的古书原貌。利用出土文献中的与《周易》有关的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当时的《周易》的面貌，对《周易》经传进行深入研究。

　　《周易》是古代经典里最难懂的，也是古代经典中注释最多的。吉林大学几位学者编了一部《周易辞典》，其中所收的《周易》著作的目录提要，要读一遍也得几个月吧，这其中还不包括古代有而现在已经佚失的。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所列易学书籍已经是洋洋大观。而且，不止中国的，还有日本的、韩国的、现代的、西方的等等。可是，所有这些著作，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现代的，研究《周易》所用的材料都用的是传世本。即使是传世本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早在汉代，《周易》已有今古文之别。因此，我们都希望在考古发现中找到更早的《周易》的本子，比传世本更有根据的本子，这在近三十年终于实现了。

[ 本帖最后由 兑兑 于 2008-4-9 23:48 编辑 ]

二、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

　　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发现是在1973年。很多人记得马王堆一号墓女尸的发现，这具女尸是汉初长沙丞相夫人辛追，当时轰动一时。二号墓基本被盗空，大家关注的就是随后三号墓的发掘，当时都希望再发现一具古尸。结果，在对三号墓的发掘中，发现了漆盒中的帛书。后经故宫博物院的揭裱专家的技术处理，学者们发现里面竟有《周易》。这是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公元前的《周易》本子。

　　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是书写精良的两卷帛书，是汉文帝前期的抄本。这座墓的下葬年代是清楚的，在汉文帝前元12年，也就是公元前168年，抄写的时间应比下葬时间要早，而《周易》又是马王堆帛书中抄写时间最晚的，因此我们说是汉文帝前期的本子。帛书《周易》有经有传，但与传世本是不大一样的，下面我们具体看看它的经文和传文。

　　经文的卦序与传世本不同。传世本是乾、坤、屯、蒙……既济、未济，而帛书《周易》经文是始乾终益，可见它不是一般的《周易》本子。经过释读，发现其中有大量的通假字，这并不奇怪，但为什么卦序不同呢？很容易想到的是传世本是经过改编的，很多学者也认为这是《周易》的原来的卦序。可是，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这个说法不对。因为同一帛书《易传》中显示的卦序是传世本的卦序。如果帛书《周易》的经文卦序是更古的，《易传》的卦序不应是传世本的卦序。如果由古的卦序变成传世本卦序，帛书就不应该保留古的卦序。

　　我们的意见是，帛书经文的卦序是后来改编的，传世本卦序反而是更古的。一般来讲，先有比较乱的次序，而后才有比较有规律的次序，改编后的应是更合乎逻辑的。香港的饶宗颐先生根据当时发掘简报刊出的帛书前几卦的照片，便推出了六十四卦的卦序，和经文的卦序完全一致。因为，帛书经文的卦序的排列方法是一以贯之的，它用的是“分宫法”，分八个宫，把六十四卦规则的排列起来，而传世本的卦序是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推导出来的。有很多学者在做这个工作，迄今为止有两个最好的推导方法，一个是已故的沈有鼎先生的推法，另一个是山东大学李尚信先生的推法。虽然也能推导出来，但用的方法并不简单，而是很复杂。

　　关于分宫法，过去认为很晚才出现，实际马王堆帛书中就有了，这证明至少在汉代前期已经存在，甚至我们可以设想在先秦时期已经有了分宫理论。因为我们知道汉惠帝四年才废除“挟书律”，帛书《周易》的下葬是在汉文帝前期，那么，本子的形成和分宫法的出现可能更早，因为在“挟书律”废除以后的时间太短，在“挟书律”实行期间更是不可能的。这种分宫的方法是和今本《说卦》中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相呼应的，所以我们认为帛书《周易》经文卦序是按《说卦》把六十四卦重新组织起来的，这便是易学。由于其中体现了阴阳学说的思想，因而作这个卦序的人是一个易学家，他用阴阳思想重新组织、改造了原来的卦序。

　　下面再说传文。传文共六篇。大家知道传世本《易传》又称“十翼”，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帛书《易传》不是这样，它的六篇包括《二三子问》、《系辞》、《衷》、《要》、《昭力》、《穆和》。

　　1、《二三子问》这篇记录的是孔子和学生的问答，内容都不见于传世本。

　　2、《系辞》文字虽有不同，但内容基本上和今本相同，但只包括今本《系辞》上和《系辞》下的一部分。其中的“子曰”部分应是孔子的话，也可能有弟子的发挥。这是《易传》中最有哲学深度的一部分。

　　3、《衷》主要包括今本《系辞》下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部分是《系辞》中所没有的。

　　4、《要》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居之在席，行之在橐”，和《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的记载相符，证实了孔子和《周易》的密切关系。

　　5、《昭力》、《穆和》记载了昭力和穆和等很多人向“子”问《易》。在这两篇中，“子”有时又称先生。从人名和事迹来看，这里的“子”不是孔子，应是传《易》的经师。显然，越向前排列的越和孔子接近，到后面变成了传《易》的经师，因而这六篇是按内容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

　　说帛书《系辞》比今本《系辞》早也是不对的。因为在今本《系辞》中是整段的，有的在帛书本中被割裂为两段，甚至一句被割裂为两句，文句不通。这一点很简单的解释是，秦火之后，编订的学者得到的《系辞》已经散乱，重新编排时没有联接好，把一些简编错，因而今本《系辞》实际更早。另外，今本《系辞》有一章“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在帛书本中没有，我认为很可能是当时脱失了。

　　总之，编订马王堆帛书的易学家在当时不仅搜集、流传了《易经》，也流传了一些与《易经》有关的传文。今天流传的《周易》是齐田何所传的本子，《易传》里有“十翼”。现在我们见到的帛书中楚国《易传》，与今本相比，不只是文字本身不同，而且思想、学术不同，因为南方的本子不仅经文分宫，而且还有几个地方有数术，如讲“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完全用数术，当时南方有数术是不希奇的。《史记》记载了由孔子到汉代田何的传《易》系统，实际上，在楚国还有另一个系统，这就是帛书本所体现的。

[ 本帖最后由 兑兑 于 2008-4-10 00:05 编辑 ]

三、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

　　1977年在双古堆一号墓出土了汉代竹简《周易》。一号墓是汝阴侯夏侯zào＠①的墓
。夏侯zào＠①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zào＠①的卒年是清楚的，在汉文帝前元15年，即
公元前165年。这个时间和马王堆墓葬的下葬时间只差了三年，可以说几乎同时。这座墓
在古代曾经有过塌方，竹简在竹笥里，因而被压扁了，像压缩饼干，拿出来放水里，像黑
乎乎的树皮。送到北京，经保护整理，发现里面有《仓颉篇》、《诗经》和《周易》。

　　下面介绍一下双古堆简里面的《周易》。开始报道说，有300多个字的简片，包括今
本《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四十多卦，可以看到有完整的卦画卦辞的有九片，有完整的爻辞
的有六十多片。经过长时间的整理，全部材料已经发表。原阜阳博物馆馆长韩自强先生最
近出版了《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包括了全部《周易》残简
、照片、摹本、释文，简片有752号，内容比较多。这个《周易》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周
易》关系怎样？它与马王堆的帛书本是不是一样的呢？不一样，它只有《周易》经文，且
每简一条。虽然我们不能确知其卦序，但没有理由认为与帛书经文卦序一样。它有一个特
点，在卦爻辞之后，是卜事之辞。这些卜事之辞可与西汉中期褚少孙所补《史记·龟策列
传》中龟卜之辞比较，而《龟策列传》的内容是抄录当时太卜占卜的占辞。卜事之辞每卦
都有，因而可以肯定应该有六十四条卜事之辞。例如：《同人》卦，爻辞“九三：伏戎于
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卜事之辞说：“卜有罪者，凶；卜战斗，敌强不得志；卜病
者，不死乃癃。”又如《大过》爻辞“九二：枯杨生tí＠②，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卜事之辞说：“卜病者，不死；卜战斗，敌强有胜；有罪而迁徙。”当然，占卜不只是
卜病、战斗、有罪，还可以卜贵贱、贫富、君子小人等。我们可以看出，卜事之辞给出的
判断是与卦爻辞有关系的，如：《蒙》卦卦辞：“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
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告”在出土文献中作“吉”，应该是“吉”。卜事之
辞说：“有求者，得，不喜；罪人，不吉。”为什么呢？这是从卦辞里来的。你初筮本来
是吉的，结果你老麻烦神，神说不吉啦！可见判断和卦辞本身是直接联系的。再如《否》
卦爻辞“六二：苞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卜事之辞说：“以卜大人不吉，小人吉。
”这等于是照抄《否》卦爻辞。

　　《汉书·艺文志》记载了两部《周易》，一部在《六艺略》，一部在《数术略》。阜
阳简的这种《周易》不属易学，这种卜筮也是很浅显的。所谓易学是从一种哲学高度，从
阴阳学说分析卦象，得出哲学的认识、人生的道理，所以马王堆帛书《要》篇中孔子跟他
弟子强调研习《周易》不是为占卜，而是为了其中的哲学道理，是哲学学术研究。像上面
谈到的是否就是《周易》的原貌呢？不是，阜阳简的《周易》实际上是把《周易》退化了
，从其中的职官来分析，不会早过战国晚期。从易象研究《周易》，研究其中的哲学道理
，至少从春秋就开始了，《左传》、《国语》里很多例子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
，易学已经开始萌芽。

四、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

　　上海博物馆1994年由香港购回的战国楚简，总的说来，年代可能在战国晚期前段，即公元前300—前278年之间。竹简中有《周易》，是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周易》最早的本子，但也是只有经文，没有传文。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简本《周易》各卦都有彩色的符号，这种符号的用途不完全清楚，但经学者研究，如果依照传世本卦序，符号的分布便得到合理的解释，这证明简本的卦序就是传世本一样的卦序。有兴趣的，请看《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二辑姜广辉先生的《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中的特殊符号的意义》一文。

　　这个简本在校勘上有很大意义。其间确有比传世本以及马王堆帛书等本优胜的地方。比如帛书本有一些错误，与简本比照，就可知道致误的原因。例如《大畜》九五，今传本“fén＠③豕之牙”，首字简本作“芬”，是音近通假，帛书本作“哭”，过去无法理解，现在知道是“芬”的形讹。

　　简本还证明帛书本有些地方胜于今传本，如《随》上六，简本“从乃＠④之”，帛书本第三字作“＠⑤”，只是把上半字写错，而今传本作“维”，估计是字的残脱。

　　但是有些地方，简本不如帛书本，如《颐》初九今传本“观我朵颐”，“朵”字帛书本从“手”“短”声，古音对转，合于情理，简本作“＠⑥”，就不对了。“＠⑥”其实是错字，应从“duān＠⑦”声才对。简本的错字还有不少，如《讼》九二“三百户”，简本竟把“百”错为“四”字。另外，若干地方还不如今传本。

　　这些表明，不管是上博的楚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双古堆汉简本，都是《周易》一书传流过程中的链环，但它们并没有直接承袭的关系。《周易》在西周已基本定型，简本、帛书本和今传本没有根本上的差异。

[ 本帖最后由 兑兑 于 2008-4-10 00:35 编辑 ]

五、湖北省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

　　大家知道，古有三《易》之说。《周礼·春官·太卜》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汉代还有人见过《连山》、《归藏》。东汉桓谭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又云：“《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可是《汉书·艺文志》对此未载。后代虽有著录，但皆被疑为伪书。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收有辑本。

　　1993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一批易占竹简。这座墓为战国晚期的秦墓。这批竹简经过学者的研究整理，被认为是《归藏》。

　　对照这个竹简本《归藏》和《周易》、辑本《归藏》，我们可以研究它的年代和它与《周易》的关系。一种情况是，卦画相同，但卦名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例子还是不少的。比如，《周易》的《谦》卦，《归藏》作“陵”，“谦”与“陵”不管音与义都是没有关系的；《周易》的《家人》卦，《归藏》作“散”，“家人”与“散”也是没有关系的。可见《归藏》有些卦名是和《周易》不一样的。可是仔细想一想，有的卦名虽不一样，但是它们还是有关系的，比如《坎》卦，《归藏》作“劳”。辑本“劳”写作“荦”，“荦”是“劳”的假借。“坎”和“劳”字本身好象是没有关系，但《说卦》中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坎”就是“劳”。现在我们看到，《归藏》“坎”就叫“劳”。为什么呢？《说卦》有解释：“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这个解释完全是从《周易》来解释的，不是从《归藏》解释的。所以《归藏》把“坎”做“劳”，这一条就足以说明今天见到的《归藏》不仅晚于《周易》，而且是从《周易》来的，是从易学来
的，是从《说卦》来的。这绝对不是《说卦》抄《归藏》，因为如果《说卦》抄《归藏》，一定按《归藏》上讲，而《归藏》有一个特点，坤卦是首卦。因而，《归藏》是从《周易》而且是从《易传》来的，出现还是比较晚的。《归藏》的时代性可以从此看出来。还有一种，《归藏》的卦名是从《周易》联想来的。《鼎》卦，《归藏》做“zī＠⑧”。“zī＠⑧”是小鼎，这是连类而及。

　　第二种是文字形体不同，但还是同一个字。比如，《坤》，在《归藏》作“＠⑨”，其实这还是“坤”字，汉碑里有此写法。从大，申声。又如《周易》的《明夷》卦，辑本《归藏》做“明＠⑩”，“＠⑩”是“夷”字古文。

　　第三种就是通假字。《周易》的《需》，《归藏》作“溽”，《剥》卦作“pú＠（11）”。有的通假不太容易想到。比如，《蛊》卦，《归藏》作“夜”，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蛊”在《后汉书》里通作“冶”，“夜”与“冶”又是相通的。特别是在汉代，常用通假字。又比如，guài＠（12），《归藏》作“＠（13）”，其实是“jì＠（14）”。在古音中都是见母月部，是同音字。

　　还有的就是增字。《家人》卦，在出土的《归藏》中是“散”，在辑本中是“散家人”。还有《小畜》、《大畜》，在辑本里，作“小毒畜”、“大毒畜”，多了一个字。我猜想，这可能是传抄的原因。“散”就是“家人”，当时注：“散，家人。”后来抄在一块了。“毒”、“畜”通假，“小畜”就是“小毒”，当时是“大毒”、“小毒”，后来加了一个“畜”字。《恒》卦，《归藏》简作“恒我”，“我”是衍字，大概是联想来的，因为还有一处出现，就是“恒娥”，“恒”就是“常”，“恒我”就是“嫦娥”。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讲到了很多类似的例子。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错字。比如，《豫》卦，马王堆帛书《周易》写作“余”，这是一个假借字。王家台简写作“介”，这个比较奇怪，辑本作“分”。这是由“余”错为“介”，“介”又错为“分”。又比如《睽》卦，王家台简作“＠（15）”，辑本作“瞿”。古文字里“睽”写作“＠（16）”，由此错为“＠（15）”，由“＠（15）”错为“瞿”。当然这是我们的推想，不过从这些推想，可以看出，它对于我们研究古文字很有用处。《周易》的《中孚》卦，简文作“中绝”。实际上，“孚”的古文和“绝”字所从的“色”非常相似，以致讹误。

　　简本《归藏》有700多片，多有卦画、卦名、爻辞、卜例、故事。通过其中的卜例可以研究《归藏》的时代。这些卜例现在看来都不是真实的。有的是神话传说，有的是历史人物。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简本和辑本的《归藏》涉及的人物有女娲、黄帝、蚩尤、丰隆、舜、鲧、夏后启、羿、嫦娥、河伯、桀、殷王、伊小臣、周武王、穆天子、赤乌（见于《穆天子传》）、宋君、平公等。这里面的人都是有名气的。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涉及到了宋君和平公。历史上有名的平公有两个，一个是宋平公（前575—前532）、一个是晋平公（前557—前532）。不管是谁，都是公元前六世纪后期也就是春秋晚期的人物，可见这种《归藏》是不会早的。有人认为是商朝的《归藏》，这怎么可能呢？从它和易学有关来看，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战国比较晚的作品，不可能太早。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历史上确乎有“三易”。可是《连山》、《归藏》大概都已佚失了。究竟是否夏有《连山》，殷有《归藏》，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至少有这种说法。今天我们发现了《归藏》，但这种《归藏》仅系占卜之书，而且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汉志》未收它。它是比较晚出的，在易学上没有太大的价值。

　　今天我们研究孔子，马王堆帛书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孔子与《周易》经传的关系。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学术上与占卜的《周易》分道了。帛书《要》篇里面说，孔子与占卜的“史巫”是同途殊归。孔子建立的易学的传统，是我们中国哲学传统的核心。占卜的材料虽然和研究《周易》的本子有关系，但和易学没有多少关系，必须区分开来。

　　（本文系李学勤先生2004年10月21日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所作学术报告，由宋立林、崔冠华、李燕根据录音整理）

　　字库未存注释：

　　＠①原字灶的繁体

　　＠②原字左禾右弟

　　＠③原字左豕右贲的繁体

　　＠④原字左田右上崔下商去亠和两点

　　＠⑤原字上灌去氵下商去亠和两点

　　＠⑥原字左上山下元右攵

　　＠⑦原字瑞去王

　　＠⑧原字上才下鼎

　　＠⑨原字叟下又变为大

　　＠⑩原字外尸内二

　　＠（11）原字左亻右璞去王

　　＠（12）原字快去忄

[ 本帖最后由 兑兑 于 2008-4-10 00:33 编辑 ]

李学勤
开放分类： 历史学、清华、古文字学

李学勤      1933年生于北京，1951至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曾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等多所外国名校的客座教授及国内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
　　李学勤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他是战国文字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主持和参加过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的整理，在上述简帛以及长沙楚帛书、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的研究中，以及在甲骨学、青铜器研究鉴定等方面，都作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简帛研究权威。近年由他主持的重大科研项目有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等。
      
　　　附录：
　　 《殷虚文字缀合》（与郭若愚、曾毅公合作），科学出版社，1955年。
　　《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
　　《中国青铜器的奥秘》，外文出版社，1980年。
　　《东周与秦代文明 》文物出版社，1984年。
　　《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定稿），文物出版社，1985年。
　　《睡虎地秦墓竹简》（定稿），文物出版社，1990年。
　　《英国所藏甲骨集》（与齐文心、艾兰合作），中华书局，1986、1992年。
　　《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1986 年。
　　《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比较考古学随笔》，（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
　　《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 年。
　　《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湾）时报出版，1994年。
　　《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与艾兰合作），文物出版社，1995年。
　　《中国青铜器概说》，外文出版社，1995年。
　　《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与彭裕商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古文献从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所藏甲骨集》（与齐文心、艾兰合作），中华书局1999年。
　　《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拥篲集》，三秦出版社，1999年。
　　《甲骨百年话沧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
　　《中国青铜器萃赏》，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2000年。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定稿），文物出版社，2001年。
　　《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中国古史寻证》（与郭志坤合作），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
　　《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清路集》，团结出版社，2004年。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青铜器与古代史》，（台湾）联经，2005年。

李学勤与青铜器

梅　臣

    一到拍卖行，他的目光立刻被摆放在显著位置的一件光彩四溢、精美异常的青铜器吸引了过去。
     
“鲜簋”——确定西周穆王年代
    在断代研究中，找出每个年代的坐标点是一件至关重要又极其艰巨的工作。以确定西周穆王年代的青铜器鲜簋为例，它的发现和找寻竟用了李学勤将近十年的时间。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一段艰辛而又曲折的故事呢？让我们把时光倒退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不久，李学勤作为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人员随院方组织的考察团出访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他结识了两位一直致力于中国青铜器研究的学者——巴纳教授以及他的助手张光裕先生。两位学者为寻找及研究中国的青铜器几乎走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搜集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合作编著了《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一书。李学勤在翻阅此书时，发现书中第156号、著录为“鲜盘”的青铜器其铭文中有“禘于昭王”的字样，他感到“此铭文非常重要，因为‘禘’为祭祀之意，即‘祭祀昭王’，这就说明此器的做器时间必然晚于昭王”，据此李学勤推测此铜器可能是穆王时所做。如果能证明它是穆王时期的器物，那么它对于周穆王年代的确定将是非常重要的物证，职业的敏感告诉他“这里面大有文章”。书中除提供了该铭文的拓片外，没有其他任何信息，李学勤仅知道它是美国一个收藏家的藏品，于是他便利用各种出访的机会到美国去找。然而岁月流逝，事过人迁，终未能找到它。“我把能看的几乎都看了，甚至美国的一家博物馆将藏青铜器的库房都打开了，以方便我们逐一查看，可它就像是石沉大海，踪迹全无”。此后的岁月里，李学勤把它默记于心，无时无刻不在心中挂牵着这个“鲜盘”，所到之处更是细心留意它的踪迹。
    弹指一挥，八年过去了。1986年春，正在伦敦大学作访问学者的李学勤应邀前往英国的一家拍卖行去考察一批中国的青铜器。一到拍卖行，他的目光立刻被摆放在显著位置的一件光彩四溢、精美异常的青铜器吸引了过去。他快步走近，细细观赏，情不自禁地对它通体漂亮的龙纹赞不绝口。看着看着，他突然发觉:咦？怎么跟那本书(《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中所著录过的“鲜盘”上的铭文一模一样呢？他二话没说，立刻返回了伦敦大学，一头扎进图书馆，找出那本汇编书进行比照。“啊！原来它们是同一件器物”，他恍然大悟“原来它不是一个盘，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簋(古代盛食的器物)”。近十年的苦苦寻觅，终于在偶然中邂逅，这让李学勤兴奋不已:“这个簋的铭文太重要了，它很明确地记载了周穆王三十四年的历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周穆王的年代就是依据此。进而又由此推算出穆王有五十五年。而根据《史记·周本纪》中:‘穆王立五十五年，崩。’的记载，它也正好是五十五年，正相应。又将此簋的铭文与其他铜器铭文进行对照，结果也与周昭王的年代、周懿王元年日食的记录相吻合。因此说鲜簋的发现对于周穆王年代的确定非常重要……”有人说李学勤的大脑就像是一台计算机的高速处理器，每看见一件青铜器，它便立刻完成识别、对比、存储、检索等一系列程序，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他提供判断的参考及依据，这或许就是他的过人之处吧。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当李学勤仔细地辨认出铭文开头的这句话时，他马上意识到此句来自《尚书》，他惊呼道:这太重要了！
“遂公簋”——证明了大禹的真实存在
    不仅“五千年文明史”需要经过科学的考证，考古学家还告知我们:“几千年妇孺皆知的‘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只是传说，并没有真实的依据。”曾有学者提出“尧、舜、禹根本就不存在”的观点，提出“把古史作为民间传说”来看待，认为这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结果，即“时代越往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就越远离历史的真实，因为整个古史是层累堆积而成的”。尽管古书《尧典》等篇里有“禹”的内容，但这些材料在疑古派学者看来是不足信的，因为古书经过历史的演变以及长期的传抄递刻，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讹误，因此这就需要“有考古的材料来证明文献的记载是有根据的”。随着青铜器“遂公簋”的出现以及李学勤对它铭文的解读，有力地证明了大禹这个人物的真实存在，使“大禹治水”不再只是传说。
    2002年，一件青铜，西周时期在祭祀典礼上用来盛放食物的器　具，由簋变化而来)。由于当时其外表锈迹斑斑，铭文看上去模糊　不清，读起来又似乎没头没尾，因此，尽管有些人曾释读过它，但　多认为其铭文不全，很费解，也就没有在意它。它在香港市场上流　落了一段时间，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之后它被带回了北京。李学　勤看到它时，它上面的铭文依然被土严重地遮盖着，隐约地只能看　清楚部分字迹。“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当李学勤仔细地辨认　出铭文开头的这句话时，他马上意识到此句来自《尚书》，他惊呼道:这太重要了！他立刻请人将上的铭文全部清理出来，凭着几十　年研究古文字的深厚功底，他将上的铭文完整地释读了出来。该铭　文共计10行，98字，全铭书法秀美，整齐匀称，是一篇很完整的铭文，其中记载了大禹治水的故事，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记录大禹的铭文。因为它与常见的青铜器铭文的格式与规范完全不同，因此乍看起来此铭文好像没头没尾，似乎不是全篇，其实该铭文首尾一贯，别成一格，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它通篇讲述了历代流传的对德政的认识，论述了德政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以德治国等等，是很特殊的一篇铭文。
    据李学勤考证“遂公簋的作者是遂国的国君，是舜的后代，他做遂公簋是要把祖先的‘德’进行传述，说明德政是受百姓拥戴的。他之所以要讲‘禹’的故事，是因为禹在尧、舜、禹三个人中是惟一一个直接为民造福的，而尧，尽管也做了很多德政的事，但他仅限于下达政令，并没有身体力行地去做，而禹的‘德’是亲历亲为、亲临现场、身先士卒的。古书中记载禹为了治理水患，累得腿上都没了毛，走路时两腿都不能交替着往前迈，只能两腿蹭着往前走，说他是‘步不相过’。正因为如此，百姓才拥护他做王，禹才创立了夏代。讲禹就是要讲‘德’，因此说‘大禹治水’这个故事主要是对德的一种颂扬”。
“遂公簋”现藏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对一个未解之谜你要想很久，考虑很多方案，经过苦思冥想，最后真相大白，那种快乐真是难以言表。
研究使他快乐
1933年，李学勤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希望家里惟一的这个孩子将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脑外科医生，而李学勤却想当一名科学家。“很小我就迷上了《科学画报》，书摊上的《科学画报》几乎都买全了。记得那时拔乳牙，吓得哇哇大哭，一直到大人答应给我买《科学画报》才不哭了。那时候我最喜欢逛书店，有时为了买书，就几天少吃一顿早饭，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书，甚至连中午饭也舍不得吃。”从小就想当科学家的李学勤，在少年时就有着与众不同的兴趣——对数理逻辑情有独钟，面对那些如同天书般的符号，他却看得津津有味。他说:“我这人就是喜欢看读不懂的东西，越看不懂就越想看、越想学。”上中学后他阅读了大量有关数理逻辑的书籍，其中清华大学金岳霖先生有关数理逻辑的专著让他爱不释手。1951年高中毕业时，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一心一意地想成为金先生的学生。但来到清华园不久，他就发觉甲骨文和远古的历史文化对他有着更强的吸引力，“那个时候，我对古文字特别感兴趣，特别喜欢，经常去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阅读各种有关甲骨文的书刊和拓本，并且开始试着缀合甲骨文。甲骨文的缀合完全是创造性的，它就好像是真理在你手中逐渐展现出来，那种乐趣真是其乐无穷。其实古文字和数理逻辑在我当时心目中是一样的，都是些看不懂的符号”。因为酷爱古文字研究，李学勤没等到大学毕业就挥别了清华园，来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儿八经地研究起甲骨文了。那一年李学勤十九岁。
    到了而立之年，已经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的李学勤又因工作的需要，将研究重点逐渐从甲骨文转向了青铜器，枯燥的学术研究不仅没有使他感到乏味，相反他却从中体验到无比的快乐，他把青铜器的研究比喻为福尔摩斯的侦探工作，“对一个未解之谜你要想很久，考虑很多方案，经过苦思冥想，最后真相大白，那种快乐真是难以言表。2003年1月在眉县发现了青铜器，当地的学者高兴得一夜都睡不着觉，一看上面件件有字，竟高兴得又蹦又叫，真是欣喜若狂啊！那是辛勤劳动换来收获的喜悦，这种乐趣是旁人体会不到的。”
    严谨勤奋的工作态度和博闻强记的深厚功力使他很快在青铜器研究领域获得了赞誉并渐渐成为青铜器鉴定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古稀之年，李学勤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清华大学，创建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如今，人们经常在校园里看到的那位骑着自行车，车速绝对与年轻人有一拼的老者，就是李学勤。他依然急速穿行在古今的隧道中……
后记
    曾经听李学勤先生讲过这样一个奇妙的故事，有一件很有名的形状似杯的漆卮，很多人只是在书中见过它。在它的外底有一些针刻的字，但未曾有人全部读懂。某一年，李学勤在美国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邂逅了这件原物，他高兴地拿着它翻来覆去地看，突然，在一定的光线角度下，它上面本来看不清的文字魔幻般地完全呈现出来，他一下子就把它读通了，那一刻他激动不已。神灵是否真的存在我们不得而知，但听完这个故事我的直觉就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工夫用尽，自有神来！”

孔孟之间与老庄之间（李学勤）

        1993年清理出土的荆门郭店楚简，在1998年公布；1994年收购入藏的上海博物馆楚简，自2001年开始发表，迄今仍在继续出版之中。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出现，迅速引起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研究热潮，涉及到许多学科和方面，但受影响最大的，恐怕应推学术史、思想史。两批简内大量丰富的佚籍，使人们不得不提出重写有关学术思想历史的要求，在二十世纪长期流行，似乎早已成为定论的若干观点，正在遭到动摇，甚至导致根本性的改变。

　　这篇小文想着重考察郭店简、上博简发现后，学术思想史直接受其影响的段落与部分。文中将先就简的年代本身作进一步的推定，然后分别谈到这两批简的两项最主要的内容，即儒家和道家，分别进行概观的探讨。由于我个人识力有限，同时上博简也还没有完全公开，看法只能是不成熟，或者说是暂时性的，敬希大家赐予指教。

一、郭店简、上博简的时代

　　郭店简与上博简时代的研究条件明显不同。前者系经考古发掘出土，有出自墓葬的材料记录足稽，后者出于盗掘流散，缺乏原来墓葬的信息。

　　如众所周知，郭店一号墓其实也经过盗扰（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以下有关该墓材料均据此文），盗墓者第一次仅挖至椁板，第二次则在椁板东南隅箱头南端锯洞，并且撬开边箱，盗去一些文物。不过从后来发掘的平面图看，所失不多，特别是简基本得以幸免。这就使墓以及简的时代有可能得到推定。
按照考古学的原则，郭店一号墓的时代是墓中简的时代的下限。作为墓的随葬品的简，其书写的时间不可能迟于墓的下葬，由于是实用的书籍，一般说总应比墓的建成为早。至于这些书籍的著作时间，还可能比简的书写早相当一段时期，是大家不难理解的。

　　郭店一号墓的发掘简报，业已对墓的时代作了很好的分析。这座墓位于楚国郢都地区，这个地区的墓葬，考古学者已经有比较详细可靠的分期，其中江陵雨台山墓葬群的序列可以作为最好的标尺。郭店一号墓的简报正是这样做的，以所出器物尽可能同雨台山类似出土品对比。下面将比对结果表列出来，前面是郭店一号墓所出器物名称，后面是雨台山出同型器物的墓号及所属分期：

　铜器： 郭店：雨台山：
　盘 M354，四期
　扁菱形镞 M499，四期
　马衔 M323，四期
　盖弓帽 M545，四期
　陶器：
　鼎 M176、179，六期
　盉六期IV式
　斗六期II式
　漆木器：
　耳杯M245，五期
　木梳M513，五期
　木篦M314，四期

　　这里面陶盉、陶斗，简报对比雨台山六期，需要说明一下。雨台山分期中的陶盉，Ⅲ 式与IV式实际非常接近，据报告，见于M176、179的Ⅲ式盉“环耳外撇近横，蹄足内侧平，外侧有削割痕迹，肩、腹部饰弦纹”，而见于M555的IV式，“形制相同”，只说“环耳外侈近横，腹壁直，圜底近平，蹄足内侧平，外侧呈三棱形”（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8-69页），同Ⅲ式的差异非常细微。郭店的盉，看线图与雨台山Ⅲ、IV两式均有一点差异，可能是由于足上部有兽面，划到IV式一边去了。我认为该盉也当对比雨台山Ⅲ式，在其五期，这和陶鼎恰相配合，已见于雨台山M176、179。另外陶斗，郭店的一件与雨台山I式、Ⅱ式差别都比较大，恐没有分期的意义。

　　把陶器中的盉改到雨台山五期，去掉斗，便可看出郭店一号墓整体说来相当雨台山五期，即战国中期后段。

　　简报又专门以郭店一号墓器物同距离很近的包山二号墓对比，同型的有铜扁菱形镞、軎辖、木枕等。尤其是方形有漆绘的铜镜，两墓所出“如出一笵”。这种镜不是耐用物品，更表明墓的时代性。包山二号墓的时代可由墓中简文纪年推定，是公元前316年（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332页），属于战国中期后段，用雨台山分期，也在五期。

　　这一切，证明简报讲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确是很对的。

　　战国中期后段，从绝对年代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仍以雨台山分期来看，在中期后段之下，还有楚墓的一个期，即战国晚期前段的六期。郢都楚墓的下限，公认在秦白起拔郢的公元前278年，此后当地的墓即归秦墓的范围（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作为考古器物的分期，能明显成为一个期总要占二三十年甚至多一些，而公元前278年上距公元前300年不过二十二年，所以我们说郭店一号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应该是合适的。有的学者出于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考虑，希望把墓的时代下移，是做不到的。

　　上博简无法用像郭店简这样的方法来推定时代，但如学者们共同感觉到的，上博简的形制、字体等与郭店简没有突出差别，当属于同一较宽的时代范围之内。以下两点，似可作为推测时代的参考：

　　上博简有一种现题为《柬大王泊旱》（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柬大王”即楚简王，卒于公元前408年。上博简包括这个王谥，自然不能更早。简王的轶事成为一种文献流传，可能要在他身后若干年，把简的整体年代估计在战国中期后段以下较为合理。

　　与这批简同时，有一些丝织品流散，传说出于一墓。其刺绣技法纹饰都和江陵马山一号墓的出土品相若，很可能属于同时，马山一号墓的时代，发掘报告云“为战国中期偏晚或战国晚期偏早，约公元前340年之后，至公元前278年”（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4-95页）。

　　因此，我们试估计上博简所自出的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到晚期偏早，简的书写时代也不出此限。

二、孔孟之间

　　郭店简依整理者的划分，有书十六种。上博简（不包括另收的字书等简）尚在陆续发布，据称至少有书八十多种。两者相加，已超过百种，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其时在楚地流传的书籍的主要趋势。

　　两批简，内容固然很多很杂，但主要的，有学术思想意义的部分，是属于儒家和道家。我们看郭店简里面的四种《语丛》，性质是多种书籍的摘抄，其内涵主要仍为儒道两家。这说明，当时在楚国的诸子百家学说，这两家实居优势。进一步设想，由于楚国并非学术的中心，这样的优势状况可能也同样存在于全国其它多数地区。今后有条件的话，试以公元前300年为轴线，对学术思想史作一考察描述，一定是很有兴趣的。

　　简中所见儒、道两家著作，都出于学者的传述。儒家作品有记述孔子言行的，如《诗论》、《孔子闲居》，均系弟子记录传习之作。道家作品只有《老子》系老子手著，但所见是摘录本，所附《太一生水》则显为后学增加。因此，我们根据这两批简所能够直接阐发的，是老子、孔子以下早期儒家的学术思想。

　　现在先看儒家。

　　我曾一再引用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关于儒门诸子生卒年代的估算，下面再按本文的需要开列一些：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
　子夏507—420年
　子游506—445年
　曾子505—436年
　子思483—402年
　子上429—383年
　孟子390—305年

　　孔子为儒家第一代。为七十子中后进的游、夏、曾子，是孔学的主要承继人，是第二代。子思则与七十子弟子平列，是第三代。孟子之学上承子思，然其生年不及见，或说是子思之子子上的弟子，是可能的，子上为第四代，孟子则在第五代。

　　郭店一号墓下葬不晚于公元前300年，与孟子卒年接近，所以我曾说郭店简儒书当为孟子所能读。上博简的下限可能更迟一些，但其中儒书的内涵，写作年代在公元前300年以下的，即使存在也一定甚少，大体说同样应在孔孟的年代之间。《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关于儒分为八，篇中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或作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并不是并世的八个支派，而是辈份不同的八位学者，各有趋向。

　　值得注意的是，儒分为八中的一部分互相联系密切。前人已经论及，《孟子》书中明引曾子者九处，引子思者六处，均为崇敬推尚的态度（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3页）。乐正氏当指曾子弟子乐正子春，梁启超已有说明，即使如郭沫若说是孟子弟子乐正克，也同属一系。仲良子有注释曾子之语，同样和曾子系统有关（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6-1127页）。这样看来，儒分为八中的一半实际彼此相关，可说是当时儒家的主流。

　　郭店简以及上博简的发现，正好凸显了这一点。我已经讨论过，郭店简《缁衣》、《五行》出自子思，其它《性自命出》等也与曾子、子思一系有关系，甚至不妨视为《子思子》。上博简也有《缁衣》和《性自命出》（《性情论》），证明这一系儒家的著作在那时非常流行，有很大影响。

　　《性自命出》郭店简有一段子游的话，特别值得注意。《荀子·非十二子篇》在指责子思、孟子的“五行”说时，讲到其说托始于子游，可见子游同这一系存在一定联系。
最近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梁涛先生的文章《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与‘大同’‘小康’说——兼论〈礼运〉的作者与年代》（见本刊第4辑），文中提到《礼记》的《礼运篇》作于子游之说。《礼运》的中心内容是禅让，而郭店简的《唐虞之道》，上博简的《容成氏》、《子羔》等都主张禅让，其间应有关联。梁文指出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以为《礼运》成于公元前316年燕王哙让国以后，则恐不妥当。

　　禅让之说本于《尚书·尧典》，起源应该很早，但在儒家学说中形成高潮，可能即始于子游或其弟子撰作的《礼运》，《唐虞之道》等是在其影响下引申发挥的产物。到燕国的事件发生之后，孟子率先起而反对，鼓吹禅让的风气便煞住了。两批简的儒家著作中，禅让说一时盛行，正与战国中期后段公元前316年以前的形势相当。这对于推断简的时代，也是有价值的论据。

　　总之，在孔孟之间，曾子及子思一系作用最大，宋儒的道统说还是有相当道理的。

三、老庄之间

　　相比于儒家的孔孟之间，道家的老庄之间的传承更不清楚。

　　由于《史记》关于老子的传记突出了所谓“犹龙”的特点，老子其人和他的时代长期是争论的焦点问题。郭店简本《老子》的存在，至少把《老子》成书在《庄子》之后的一派说法排除了。

　　根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庄子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365—前290年，所以郭店、上博简中各种书籍也都能为其所能见。

　　《老子》的形成，应比两批简的时代要早，这是因为下列几点理由：

　　首先，郭店简里的《老子》三组，只是《老子》一书的摘抄本。这有其内证，《老子》丙组附有《太一生水》，而《太一生水》乃道家后学所作，其文字所本的《老子》篇章，有的不见于郭店简，充分说明当时《老子》绝不限于简本的那么多（李学勤：《论郭店简﹤老子﹥非﹤老子﹥本貌》，《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摘抄本自然要晚于内容更多的原本。

　　简中还有一些作品，是引申推演《老子》的，例如《恒先》。《恒先》不仅袭用《老子》，而且在思想上有相当大的跨进。这表示《老子》比简早，而且要早相当大的时段。
我们还可以把马王堆帛书中的《黄帝书》放在一起考察。《黄帝书》作于先秦，不少学者都认为应属战国中期（参见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龙晦：《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书探原》，《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其内容多本《老子》，看来《老子》成书应更早些。我曾从各方面材料考虑，认为《老子》其书“不晚于战国早期”（李学勤：《古文献从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在《黄帝书》公布以后，学术界为“黄老之学”面貌的揭示而振奋。原来文献艳称的“黄老之学”，其思想富于积极色彩，与庄列一派的引退截然有别。后来的若干法家人物，都曾于此取义，如慎到、申不害以至韩非之流，殊不足怪，而其最晚的作品是久被贬为伪书的《鹖冠子》。

　　黄老一派道家的重新认识，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成果，然而这是老子下面道家的别派，对于老庄之间的联系尚未能说明。

　　释读上博简《恒先》，使我们看到这里缺失的链环。

　　《庄子·天下篇》于诸子均有批评，最后推尚老聃、关尹，而归结于庄周。文中说关尹、老聃“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实则这样的范畴并未见于《老子》书内。郭店简《太一生水》有“太一”，我曾以为是关尹遗说（李学勤：《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2页）。《恒先》开头便说：“恒先无有”，这恰恰就是《天下》讲的“建之以常无有”，其为老子弟子关尹一系的遗说，是明显的。

　　《恒先》下面还有一串术语，我读之为“大全”、“大（太）清”和“大（太）虚”。三者均见于《庄子》书内，“大全”见《田子方》，“太清”见《天运》，“太虚”见《知北游》（李学勤：《楚简﹤恒先﹥首章释义》，《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可以清楚地看到，《恒先》是《老子》到庄学之间的联络桥梁。

　　希望本文的简短讨论，能促使更多学者注意孔孟、老庄之间学术思想演变的探讨。相信这方面研究不但会更进一步抉发现已发现简文的秘蕴，还将导致对有关传世文献有深入的认识，在不久的将来，再有新材料出现，我们可以有较充分的准备。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

谈“信古、疑古、释古”（李学勤）


1993年清理出土的荆门郭店楚简，在1998年公布；1994年收购入藏的上海博物馆楚简，自2001年开始发表，迄今仍在继续出版之中。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出现，迅速引起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研究热潮，涉及到许多学科和方面，但受影响最大的，恐怕应推学术史、思想史。两批简内大量丰富的佚籍，使人们不得不提出重写有关学术思想历史的要求，在二十世纪长期流行，似乎早已成为定论的若干观点，正在遭到动摇，甚至导致根本性的改变。

　　这篇小文想着重考察郭店简、上博简发现后，学术思想史直接受其影响的段落与部分。文中将先就简的年代本身作进一步的推定，然后分别谈到这两批简的两项最主要的内容，即儒家和道家，分别进行概观的探讨。由于我个人识力有限，同时上博简也还没有完全公开，看法只能是不成熟，或者说是暂时性的，敬希大家赐予指教。

一、郭店简、上博简的时代

　　郭店简与上博简时代的研究条件明显不同。前者系经考古发掘出土，有出自墓葬的材料记录足稽，后者出于盗掘流散，缺乏原来墓葬的信息。

　　如众所周知，郭店一号墓其实也经过盗扰（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以下有关该墓材料均据此文），盗墓者第一次仅挖至椁板，第二次则在椁板东南隅箱头南端锯洞，并且撬开边箱，盗去一些文物。不过从后来发掘的平面图看，所失不多，特别是简基本得以幸免。这就使墓以及简的时代有可能得到推定。
按照考古学的原则，郭店一号墓的时代是墓中简的时代的下限。作为墓的随葬品的简，其书写的时间不可能迟于墓的下葬，由于是实用的书籍，一般说总应比墓的建成为早。至于这些书籍的著作时间，还可能比简的书写早相当一段时期，是大家不难理解的。

　　郭店一号墓的发掘简报，业已对墓的时代作了很好的分析。这座墓位于楚国郢都地区，这个地区的墓葬，考古学者已经有比较详细可靠的分期，其中江陵雨台山墓葬群的序列可以作为最好的标尺。郭店一号墓的简报正是这样做的，以所出器物尽可能同雨台山类似出土品对比。下面将比对结果表列出来，前面是郭店一号墓所出器物名称，后面是雨台山出同型器物的墓号及所属分期：

　铜器： 郭店：雨台山：
　盘 M354，四期
　扁菱形镞 M499，四期
　马衔 M323，四期
　盖弓帽 M545，四期
　陶器：
　鼎 M176、179，六期
　盉六期IV式
　斗六期II式
　漆木器：
　耳杯M245，五期
　木梳M513，五期
　木篦M314，四期

　　这里面陶盉、陶斗，简报对比雨台山六期，需要说明一下。雨台山分期中的陶盉，Ⅲ 式与IV式实际非常接近，据报告，见于M176、179的Ⅲ式盉“环耳外撇近横，蹄足内侧平，外侧有削割痕迹，肩、腹部饰弦纹”，而见于M555的IV式，“形制相同”，只说“环耳外侈近横，腹壁直，圜底近平，蹄足内侧平，外侧呈三棱形”（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8-69页），同Ⅲ式的差异非常细微。郭店的盉，看线图与雨台山Ⅲ、IV两式均有一点差异，可能是由于足上部有兽面，划到IV式一边去了。我认为该盉也当对比雨台山Ⅲ式，在其五期，这和陶鼎恰相配合，已见于雨台山M176、179。另外陶斗，郭店的一件与雨台山I式、Ⅱ式差别都比较大，恐没有分期的意义。

　　把陶器中的盉改到雨台山五期，去掉斗，便可看出郭店一号墓整体说来相当雨台山五期，即战国中期后段。

　　简报又专门以郭店一号墓器物同距离很近的包山二号墓对比，同型的有铜扁菱形镞、軎辖、木枕等。尤其是方形有漆绘的铜镜，两墓所出“如出一笵”。这种镜不是耐用物品，更表明墓的时代性。包山二号墓的时代可由墓中简文纪年推定，是公元前316年（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332页），属于战国中期后段，用雨台山分期，也在五期。

　　这一切，证明简报讲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确是很对的。

　　战国中期后段，从绝对年代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仍以雨台山分期来看，在中期后段之下，还有楚墓的一个期，即战国晚期前段的六期。郢都楚墓的下限，公认在秦白起拔郢的公元前278年，此后当地的墓即归秦墓的范围（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作为考古器物的分期，能明显成为一个期总要占二三十年甚至多一些，而公元前278年上距公元前300年不过二十二年，所以我们说郭店一号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应该是合适的。有的学者出于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考虑，希望把墓的时代下移，是做不到的。

　　上博简无法用像郭店简这样的方法来推定时代，但如学者们共同感觉到的，上博简的形制、字体等与郭店简没有突出差别，当属于同一较宽的时代范围之内。以下两点，似可作为推测时代的参考：

　　上博简有一种现题为《柬大王泊旱》（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柬大王”即楚简王，卒于公元前408年。上博简包括这个王谥，自然不能更早。简王的轶事成为一种文献流传，可能要在他身后若干年，把简的整体年代估计在战国中期后段以下较为合理。

　　与这批简同时，有一些丝织品流散，传说出于一墓。其刺绣技法纹饰都和江陵马山一号墓的出土品相若，很可能属于同时，马山一号墓的时代，发掘报告云“为战国中期偏晚或战国晚期偏早，约公元前340年之后，至公元前278年”（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4-95页）。

　　因此，我们试估计上博简所自出的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到晚期偏早，简的书写时代也不出此限。

二、孔孟之间

　　郭店简依整理者的划分，有书十六种。上博简（不包括另收的字书等简）尚在陆续发布，据称至少有书八十多种。两者相加，已超过百种，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其时在楚地流传的书籍的主要趋势。

　　两批简，内容固然很多很杂，但主要的，有学术思想意义的部分，是属于儒家和道家。我们看郭店简里面的四种《语丛》，性质是多种书籍的摘抄，其内涵主要仍为儒道两家。这说明，当时在楚国的诸子百家学说，这两家实居优势。进一步设想，由于楚国并非学术的中心，这样的优势状况可能也同样存在于全国其它多数地区。今后有条件的话，试以公元前300年为轴线，对学术思想史作一考察描述，一定是很有兴趣的。

　　简中所见儒、道两家著作，都出于学者的传述。儒家作品有记述孔子言行的，如《诗论》、《孔子闲居》，均系弟子记录传习之作。道家作品只有《老子》系老子手著，但所见是摘录本，所附《太一生水》则显为后学增加。因此，我们根据这两批简所能够直接阐发的，是老子、孔子以下早期儒家的学术思想。

　　现在先看儒家。

　　我曾一再引用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关于儒门诸子生卒年代的估算，下面再按本文的需要开列一些：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
　子夏507—420年
　子游506—445年
　曾子505—436年
　子思483—402年
　子上429—383年
　孟子390—305年

　　孔子为儒家第一代。为七十子中后进的游、夏、曾子，是孔学的主要承继人，是第二代。子思则与七十子弟子平列，是第三代。孟子之学上承子思，然其生年不及见，或说是子思之子子上的弟子，是可能的，子上为第四代，孟子则在第五代。

　　郭店一号墓下葬不晚于公元前300年，与孟子卒年接近，所以我曾说郭店简儒书当为孟子所能读。上博简的下限可能更迟一些，但其中儒书的内涵，写作年代在公元前300年以下的，即使存在也一定甚少，大体说同样应在孔孟的年代之间。《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关于儒分为八，篇中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或作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并不是并世的八个支派，而是辈份不同的八位学者，各有趋向。

　　值得注意的是，儒分为八中的一部分互相联系密切。前人已经论及，《孟子》书中明引曾子者九处，引子思者六处，均为崇敬推尚的态度（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3页）。乐正氏当指曾子弟子乐正子春，梁启超已有说明，即使如郭沫若说是孟子弟子乐正克，也同属一系。仲良子有注释曾子之语，同样和曾子系统有关（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6-1127页）。这样看来，儒分为八中的一半实际彼此相关，可说是当时儒家的主流。

　　郭店简以及上博简的发现，正好凸显了这一点。我已经讨论过，郭店简《缁衣》、《五行》出自子思，其它《性自命出》等也与曾子、子思一系有关系，甚至不妨视为《子思子》。上博简也有《缁衣》和《性自命出》（《性情论》），证明这一系儒家的著作在那时非常流行，有很大影响。

　　《性自命出》郭店简有一段子游的话，特别值得注意。《荀子·非十二子篇》在指责子思、孟子的“五行”说时，讲到其说托始于子游，可见子游同这一系存在一定联系。
最近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梁涛先生的文章《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与‘大同’‘小康’说——兼论〈礼运〉的作者与年代》（见本刊第4辑），文中提到《礼记》的《礼运篇》作于子游之说。《礼运》的中心内容是禅让，而郭店简的《唐虞之道》，上博简的《容成氏》、《子羔》等都主张禅让，其间应有关联。梁文指出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以为《礼运》成于公元前316年燕王哙让国以后，则恐不妥当。

　　禅让之说本于《尚书·尧典》，起源应该很早，但在儒家学说中形成高潮，可能即始于子游或其弟子撰作的《礼运》，《唐虞之道》等是在其影响下引申发挥的产物。到燕国的事件发生之后，孟子率先起而反对，鼓吹禅让的风气便煞住了。两批简的儒家著作中，禅让说一时盛行，正与战国中期后段公元前316年以前的形势相当。这对于推断简的时代，也是有价值的论据。

　　总之，在孔孟之间，曾子及子思一系作用最大，宋儒的道统说还是有相当道理的。

三、老庄之间

　　相比于儒家的孔孟之间，道家的老庄之间的传承更不清楚。

　　由于《史记》关于老子的传记突出了所谓“犹龙”的特点，老子其人和他的时代长期是争论的焦点问题。郭店简本《老子》的存在，至少把《老子》成书在《庄子》之后的一派说法排除了。

　　根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庄子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365—前290年，所以郭店、上博简中各种书籍也都能为其所能见。

　　《老子》的形成，应比两批简的时代要早，这是因为下列几点理由：

　　首先，郭店简里的《老子》三组，只是《老子》一书的摘抄本。这有其内证，《老子》丙组附有《太一生水》，而《太一生水》乃道家后学所作，其文字所本的《老子》篇章，有的不见于郭店简，充分说明当时《老子》绝不限于简本的那么多（李学勤：《论郭店简﹤老子﹥非﹤老子﹥本貌》，《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摘抄本自然要晚于内容更多的原本。

　　简中还有一些作品，是引申推演《老子》的，例如《恒先》。《恒先》不仅袭用《老子》，而且在思想上有相当大的跨进。这表示《老子》比简早，而且要早相当大的时段。
我们还可以把马王堆帛书中的《黄帝书》放在一起考察。《黄帝书》作于先秦，不少学者都认为应属战国中期（参见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龙晦：《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书探原》，《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其内容多本《老子》，看来《老子》成书应更早些。我曾从各方面材料考虑，认为《老子》其书“不晚于战国早期”（李学勤：《古文献从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在《黄帝书》公布以后，学术界为“黄老之学”面貌的揭示而振奋。原来文献艳称的“黄老之学”，其思想富于积极色彩，与庄列一派的引退截然有别。后来的若干法家人物，都曾于此取义，如慎到、申不害以至韩非之流，殊不足怪，而其最晚的作品是久被贬为伪书的《鹖冠子》。

　　黄老一派道家的重新认识，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成果，然而这是老子下面道家的别派，对于老庄之间的联系尚未能说明。

　　释读上博简《恒先》，使我们看到这里缺失的链环。

　　《庄子·天下篇》于诸子均有批评，最后推尚老聃、关尹，而归结于庄周。文中说关尹、老聃“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实则这样的范畴并未见于《老子》书内。郭店简《太一生水》有“太一”，我曾以为是关尹遗说（李学勤：《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2页）。《恒先》开头便说：“恒先无有”，这恰恰就是《天下》讲的“建之以常无有”，其为老子弟子关尹一系的遗说，是明显的。

　　《恒先》下面还有一串术语，我读之为“大全”、“大（太）清”和“大（太）虚”。三者均见于《庄子》书内，“大全”见《田子方》，“太清”见《天运》，“太虚”见《知北游》（李学勤：《楚简﹤恒先﹥首章释义》，《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可以清楚地看到，《恒先》是《老子》到庄学之间的联络桥梁。

　　希望本文的简短讨论，能促使更多学者注意孔孟、老庄之间学术思想演变的探讨。相信这方面研究不但会更进一步抉发现已发现简文的秘蕴，还将导致对有关传世文献有深入的认识，在不久的将来，再有新材料出现，我们可以有较充分的准备。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