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的历史》 新浪读书网

作者：张艳国 任放 刘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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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总论骗子 骗术与骗文化

总论骗子骗术与骗文化(1)

总论骗子骗术与骗文化(2)

骗术：适用于道德判断(1)

骗术：适用于道德判断(2)

骗子：以行骗为目的的流民(1)

骗子：以行骗为目的的流民(2)

骗子：以行骗为目的的流民(3)

骗与中国文化

第二章 传统骗术

传统骗术

君王行骗

臣僚行骗(1)

臣僚行骗(2)

衙役行骗

假冒官吏行骗(1)

假冒官吏行骗(2)

生活中的行骗术(1)

生活中的行骗术(2)

生活中的行骗术(3)

生活中的行骗术(4)

生活中的行骗术(5)

文化分析(1)

文化分析(2)

第三章 近代骗术

种类繁多的行骗术(1)

种类繁多的行骗术(2)

种类繁多的行骗术(3)

种类繁多的行骗术(4)

种类繁多的行骗术(5)

种类繁多的行骗术(6)

种类繁多的行骗术(7)

种类繁多的行骗术(8)

种类繁多的行骗术(9)

种类繁多的行骗术(10)

种类繁多的行骗术(11)

种类繁多的行骗术(12)

文化透视(1)

文化透视(2)

第四章 骗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骗子的思维方式(1)

骗子的思维方式(2)

骗子的思维方式(3)

骗子的思维方式(4)

骗子的思维方式(5)

骗子的思维方式(6)

骗子的行为方式(1)

骗子的行为方式(2)

骗子的行为方式(3)

第五章 骗子的危害

余风流绪(1)

余风流绪(2)

余风流绪(3)

余风流绪(4)

余风流绪(5)

余风流绪(6)

社会危害(1)

社会危害(2)


第六章 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骗子文化

明清以前骗子文化的两个特点

明清时期的文化为骗子发展创造条件(1)

明清时期的文化为骗子发展创造条件(2)

明清时期的文化为骗子发展创造条件(3)

明清时期的文化为骗子发展创造条件(4)

明清时期的文化为骗子发展创造条件(5)

第一章  总论骗子骗术与骗文化
总论骗子骗术与骗文化(1)
从汉语语言文学的历史看，“骗”只是一个后起的字。在孔子讲学的续集《论语》中，没有出现过“骗”字。图为孔子讲学图

在西方学术界，不少学者习惯于将中国文化归结为“做人的文化”、“做人的学问”。如果以孔孟儒家观之，亦无不可。在以孔孟儒家为主导的中国文化中，关于礼、义、廉、耻、信、爱、孝、诚、宽、勇、敏、智、刚、毅、讷、仁等等做人的范畴有不少界定和论述，确实在安生立命、个人与家庭、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等等方面有丰富而精辟的论述。一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流传千古，并成为古代社会士人的人生模式，就足见儒家文化的魅力与透射力。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激励个人与社会同构、同步发展的正文化，其文化的主体精神是向上向前的。
当然，有正就有反，有正就有负，有正就有邪，这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辩证法。同正文化相对的就是负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负文化有多种构成，骗文化即是其中一种。骗子是骗文化的生命个人和实践主体，骗术是骗文化的表现方式，主要通过骗子及其群体的活动予以表现。骗文化同诚文化相对应，其主体精神通过骗术谋取利益，甚至是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获得不正当的利益。谋利与行骗，就是骗子的动机与实践。在骗文化中，逐利是其文化内核，骗子虽经世代变迁而表现为不同的脸谱，但是，它无论经历多少次正文化的打击，其文化内核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没有逐利的文化心理和动机，就不会出现骗子这一社会角色，也不会产生古往今来面目可憎的骗子群体，更不会氤氲化生千奇百怪手法残忍的骗术，当然也就谈不上世代传承的被奉为经典的骗经了。
骗文化是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正文化的对立物出现的，因而它对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的作用从总体上讲，是反方向的，即阻碍的、反动的作用。人们认识它，研究它，分析它，正是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它，使社会进程更快，使文化发展更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人类文化向前推进，首先需要世代积累，其次需要发展。在世代积累中，既有正文化的积累，又有负文化的传承；在文化发展中，离不开正文化同负文化作坚决的斗争，两种文化的斗争，也是人类文化被推向前进的重大体现。因此，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一定要善于同骗文化等负文化作斗争，促进正文化的繁荣发展。
从汉语语言文字的历史看，“骗”只是一个后起的字。至少在东汉以前，没有“骗”字。而是使用“诈”、“欺”、“诳”等字词。
在西汉学者编辑的儒家经典《论语》中，没有使用“骗”字；在东汉学者许慎编撰的汉字经典《说文解字》中，也找不到“骗”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古代社会的早些时候不存在“骗”这种社会行为。在当时，人们使用另外的同义词或近义词。
诈。《说文解字》释云：“诈，欺也。”今本《古汉语常用字典》特别提醒道：“古代凡欺骗的意义都用诈，不用‘骗’。”（《古汉语常用字典》第31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在古代典籍中，“诈”词用得比较普遍。如《左传•宣公十五年》：“我无尔诈，尔无我虞。”《荀子•三制》：“进退贵贱则举幽险诈故。”
《战国策•秦策一》：“大王以诈破之。”
欺。《说文解字》释云：“欺，诈欺也。”可见诈同欺是近义词，欺即是诈，诈即是欺。在古代典籍中，“欺”词用得比较广泛。《韩非子•孤愤》：“苏秦欺寡人。”宋代出现的成语“欺世盗名”，语义起自战国时期。《荀子•不苟》：“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暗世者也险莫大焉。”北宋苏洵在《辩奸论》一文中，说：“王衍之为人也，容貌语言，因有以欺世而盗名者。”《宋史•郑丙传》、《宋史•魏了翁传》，都运用了“欺世盗名”的成语。
此外，与“骗”的近义词还有“诱”(诱骗)、“诳”(诓)(诳骗)、“伪”(伪诈)，等等。总之，诈、欺、骗在古汉语语言文字中，它们的字意、词义是相近的或相等的。这样，从古到今，围绕着“骗”的意义出现了一批近义词或同义词，如：欺诈，诈骗，欺骗，诳骗，诓骗，等等。
骗，就是做假，围绕着作假达到谋取利益的目的。骗之所以能够在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思维中占据一定的空间，因为它同人类的智慧常常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性，体现为真与假矛盾的辩证性与统一性。成书于明清之际的《三十六计》就可以说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三十六计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一计概括——骗计。在三十六种计策中，骗计以各种形式和内容表现为19计。（参见陈弓编：《三十六计》(秘本兵法)，武汉出版社，1994年）
瞒天过海计。主要是着眼于人们在观察和处理事物中，由于对某些事情见惯不疑而常常产生疏漏和松懈的思想与行为，因此能够乘虚而入，示假隐真，把握时机，出奇制胜。
借刀杀人计。主要是通过制造假象，挑拨矛盾，利用矛盾，达到瓦解敌人的目的。

总论骗子骗术与骗文化(2)
声东击西计。就是在攻敌中忽东忽西，即打即离，制造假象，诱骗敌人作出错误的判断，然后趁机取胜。
无中生有计。无，指的是虚，是假；有，指的是真，是实。此计是在真假中做文章，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忽真忽假，忽伪忽真，通过真假互变，诱使敌人判断失误，并造成行动失误。
暗度陈仓计。制造正面进攻的假象，诱敌将主要力量集中在假象上，而悄悄派兵迂回到敌后，乘虚而入，致敌于死地。
笑里藏刀计。主要是通过伪装手段，欺骗麻痹对方，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与行动，等待时机成熟，宝剑出鞘，制人于死。
李代桃僵计。这是以李代桃的调包计。一曲《赵氏孤儿》，感人肺腑，人们无不为其中的调包计所折服。
调虎离山计。主要是诱骗敌人离开有利的地点与条件，伺机集中优势兵力聚而歼之。
欲擒故纵计。纵，是假纵；擒是目的，是行动的真实意图。通过假动作诱使敌人失败。这正如兵法所说：“所谓纵者，非放之也，随之，而稍松之耳。”
抛砖引玉计。砖，是小利，是引诱敌人上当的诱饵；玉，是大利，是真实的意图。此计是指用相类似的事物去迷惑、诱骗敌人，使之懵懂上当，中我圈套，然后击败敌人。
金蝉脱壳计。是指通过伪装摆脱敌人，撤退或者转移，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的谋略。稳住对手，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保持已有的形式，改变内容，使自己脱离险境，变被动为主动。
假道伐虢计。兵法说：“假地用兵之举，非巧言可诳(骗)，必其势不受一方之胁从，则将受双方之夹击，如此境况之计，敌必迫之以威，我则诳之以不害，利其幸存之心，速得全势。彼将不能字阵，故不战而灭之矣。”主要是制造虚利诱人上当，趁机夺取别人的利益。
偷梁换柱计。指用偷换的办法，暗中改换事物的本质和内容，以达到蒙混欺骗的目的。
假疾不癫计。此计的要害在一个“假”字上，善于伪装，韬光养晦，蓄势待发，伺机而举。正如兵法所谓：“假作不知而实知，假作不为而实不可为，或将有所为”。
上屋抽梯计。是指以小利诱骗敌人上钩，然后截去其退路或援兵，最后将敌人一举围歼。
树上开花计。是指当自己的力量比较小时，却可以借助友军的势力或某种因素制造假象，使自己的阵营显得很强大。树上开花，是说树上根本没有开花，但可以用伪装，如用彩绸剪成花朵粘在树上，做得和真花一样，不仔细去看，真假难辨。
空城计。是指暴露弱点，伪诈强大，使敌人不敢贸然深入。正所谓“虚者虚之”，“疑中生疑”，让敌人怀疑形势险诈，犹豫不前，贻误战机。
反间计。是指因势利导，借助敌人的间谋，陷藏真情，使之传送假情报，诱骗敌人上当吃亏。唐代诗人杜牧对反间计别有一番体察，说得入木三分：“敌有间来窥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贿诱之，反为我用；或佯为不觉，示以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也。”
苦肉计。是指借助人们相信常识的心理，诱骗敌人上当。一般来说，人们都不会自愿地伤害自己，如果说被别人伤害，那一定是真的。如果自己以假当真，敌人一定不会生疑，从而中计。
上述“骗计”当然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思维方式，从矛盾律中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人们将真—假矛盾体演绎得如此精彩，是社会发展与人的智慧成熟的结果。
如果从历史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探讨骗的含义，那么，它可以以名词、动词、形容词的面貌出现；骗，——虚假，相对于真实而存在，并以真实为依存。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为参照，就无所谓虚假了。作为动词，骗，——做假，作伪，相对于求真而存在，并以求真为目的。做假正是为了接近真实，获得真实。作为形容词，骗——体现了追求真实的激烈程度，物极必反，超过其度，达到了假的地步。
单单讨论字义、词义，骗，只是一个中性词，只是一种文化的个体，它本身没有正反之质别。骗，如果服从或服务于崇高的事业或社会正义，那么，它即是一种善；反之，它如果同阴谋、卑鄙、肮脏等等字眼结伴而行，那么，它就是一种罪恶了。

骗术：适用于道德判断
近人徐珂编著《清稗类钞》，专列一类“棍骗类”，对于“放白鸽”、“仙人跳”、“戳包儿”等等有生动勾画。图为娶妇被骗，亦列入“棍骗类”

骗术究竟起源于何时?恐怕无法确证。这大约只能适用于人们从学理上予以认识。
骗术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有了人与人的交往，就会有骗术产生。先秦典籍关于一些经典性骗例的记载，就足以证明骗术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话题。
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老少咸知的关于讽刺好逸恶劳的例子，证实人们早先即使在家庭生活中也存在骗术与骗行。——某户人家的男子原靠自己的劳动养家口，而又爱虚荣，在家里谎称自己在衙门里当差。其实，他每天的“工作”是到坟地里转悠，除了混饱自己的肚子外，还收拾若干祭品回家，作为生计，声称这是自己每天的“薪俸”。这个骗局一直支撑了一段时间，最后才被捅破。这个十分恶心的典故，讲述的是以假当真的谎骗术。由此可见，人们既要偷懒，又要谋生，就有可能使用骗术。
在激烈的争斗中，为了逃避死亡，也会假以骗术。在齐晋鞍之战中，齐军大败，晋军追上齐顷公的战车。卫士担心国君被俘，便同他交换座位，以骗敌误识；反又请顷公下车取水，乘机换成士兵的装束，骗过晋军，得以逃脱。这是调包的诈骗术。
在政治生活中，有的人为了往上爬，不惜使用骗术；在经济生活中，有的人为了大发不义之财，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不惜使用骗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活生生的历史的写照，正好说明骗术发源于社会实践和生活。
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的扩大，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随着人们对于利的追逐的日趋激烈，人们在骗上贯注了更多的智慧，因此，骗术愈益扩大到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骗术也愈益高明。举凡夫夷、父子、君臣、同学、朋友各种社会关系，士、农、工、商、学、兵各个领域，骗术无孔不入。当然，最经常使用，而又精彩纷呈、细腻诱人的应该算社会生活领域的骗术了。明人张应俞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笔记小说的形式，写成《江湖奇闻杜骗新书》，揭露了24种骗行与骗术：脱剥骗，丢包骗，换银骗，诈哄骗，伪交骗，牙行骗，引赌骗，露财骗，谋财骗，盗窃骗，强抢骗，在船骗，诗词骗，假银骗，衙役骗，婚娶骗，奸情骗，妇人骗，拐带骗，买学骗，僧道骗，炼丹骗，法术骗，引嫖骗。
今人通过爬梳整理，仔细辨析，认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骗术“高明巧，纷杂多端，有所谓‘串骗’、‘色骗’、‘诈骗’、‘拐骗’、‘诱骗’、‘奸骗’、‘装骗’、‘相骗’、‘法骗’、‘货骗’、‘文骗’、‘彩骗’等等，不一而足。其中的串骗、色骗、诈骗、拐骗是骗子的惯用伎俩。”
无论骗术有多少种类，无论它在多么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如何展开，就其文化本性而言，它总是游移于三种文化层面上：
一是以假充真。通过造假，争取主动。据《汉书•李广传》载，西汉名将李广曾率一百多名骑兵同数千名匈奴骑兵遭遇，匈奴骑兵见汉军兵少，以为是诱兵，急忙摆开阵势。汉军见敌人摆出了决战的架势，惊恐万状，想扭头撤退。李广处之泰然，对士兵说：“我们现在与大军相距数十里，如果怯敌逃跑，敌人就会追杀过来，我们很难幸免；如果镇定自若，敌人就会把我们当成诱兵，绝对不敢贸然进攻。”说完便命令士兵继续前进，在距敌不远处停歇下来。一些士兵心中无底，不免面露难色。李广又安慰道：“敌人本来以为我们会立刻退兵，不料我们却卸下马鞍，若无其事，正好使他们确信我们是诱兵。”由于李广摆出了“迷魂阵”，骗得敌人不明究竟，果然不敢冒进。到了半夜，匈奴骑兵怀疑附近的汉朝大军埋伏，为了避免遭受围袭，便远遁而去。李广最终率领这支小队伍从容地返回了大军营地。这种骗，传送出斗智斗勇的神韵。在职业骗子手中，以假当真的骗戏法，运用得娴熟神奇。这在明清笔记小说野史中，被刻画得惟妙惟肖。在张应俞的《江湖奇闻杜骗新书》“脱剥骗”中的一折“诈称偷鹅脱青布”，十分典型：骗子的第一步是利用布店老板的心理，用花言巧语骗人；第二步，以假当真，通过一问一答蒙骗不知内情的外人；最后达到骗人获得的目的。（张应俞：《江湖奇闻杜骗新书》第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
二是以真充假。通过以真冒假，以是充非，争取主动。据史载，晋元帝的叔父司马繇被成都王司马颖迫害，秘密逃出，来到河边，被津吏阻止。春侍从宗典稍后赶到，见司马繇被阻，就用马鞭轻轻地打在司马繇的身上，说：“舍长，罕腐查禁贵人，你这个无名之辈居然也被阻禁了?”说完，两人像真的一样哈哈大笑起来，津吏疑云顿开，不再追究，司马繇由此脱身。这种骗，骗得惊险跌宕，扣人心弦。在职业骗子手中，为了达到获利的目的，也推演出种种离奇的骗术。近人徐珂编著《清稗类钞》，专列一类“棍骗类”，对于“放白鸽”、“仙人跳”、“戳包儿”等等有生动勾画。骗子们以色骗人，大抵上隐瞒色骗者的真正身份，比方女骗子与男骗子本是夫妻，男骗子却谎称女骗子死了丈夫，孤苦无靠，希望再嫁，果然有丧妻的殷实人家进入骗局；女骗子嫁入一段时间后，待主人放松警惕携金带银而逃。（徐珂编著：《清稗类钞》第11册，棍骗类“放白鸽”。中华书局，1986年。）

骗术：适用于道德判断(2)
三是以假乱假。通过不断地交换假戏法儿，获得主动。据史载，南朝宋文帝垂钓天池，好久都一无所获，不由得既扫兴，又沮丧。王景文在旁看破了皇上的心思，并没有如实地安慰文帝：“算了吧，今天运气不佳，明天再来，定有收获!”而是打趣地说：“因为垂钓者清简，自然难获念饵之物。”文帝听后喜滋滋的。这本是安慰人的哄骗话，但因悦耳，文帝却不认为是骗人的戏言，而当成真的一样相信并予接受。可见，骗术一旦进入社会生活，用于化解尴尬局面，也不乏幽默的一面。但是，一旦他成为棍骗们的害人工具时，就一点也不可爱了。据载，清代杭州城有夜行船，一夜百里。船间男女混居，仅以木板相隔。有位张姓少年，以风流自命，恰好与一位女子相邻。少年偷窥隔板外动静，见那女子似笑非笑，以为对自己有风月之邀，不觉春心荡漾。入夜十分，众客熟睡。只见隔板忽开，有一妇人伸手过来，抚摩少年。少年急如星火，翻身过去，与她苟合。鸡鸣时分，少年起身，正要回到自己的铺位上，不料那妇人紧搂不舍。少年以为那人纵情贪欢，难以割舍，也就同她更加绸缪。等到天明，少年发现那女子萧萧白发，满脸皱纹，于是大惊失色。岂料妇人说道：“我本是讨饭婆，如今六十多岁，无夫无子，也无亲戚。正愁无处毛身，不料夜音蒙君见爱。古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如今你已是我的夫君了。愿托此身，不需分毫聘资。自此之后，有粥吃粥，有饭分食，如何?”少年极其窘迫，无可奈何。众人嘲笑不已，劝少年酬以十金了事。（徐珂编著：《清稗类钞》第11册，棍骗类“丐婆诈欺某少年”。中华书局，1986年）
四是以真乱真。示人以真，以求乱真。通过真与真的变戏法，达到争取主动的目的。据史载，西汉名相陈平发迹前，曾在逃亡中带着宝剑乘船渡河。船夫见陈平仪表不凡，一人独行，怀疑他是逃亡的将领，腰中藏有金玉宝器，情不自禁，顿生杀机，试图谋财害命。陈平看破船夫的心机，便解下上衣，光着膀子帮船夫划船。船夫疑心顿释。陈平逃过一劫。陈平化险为夷的关键在于，他及时地解下上衣，令人觉得他真不是带财而逃的将领，真而不假，实而不虚，无可怀疑。职业骗子那里，以真乱真，是常用的骗计。据《江湖奇闻杜骗新书》所载，若冰和尚骗取柴商荆秀云一千两银子，就是因为若冰和尚的形象酷似中宝像伽蓝而得手。在柴商荆氏看来，伽蓝再生，并向他化缘，是因为他同佛有缘，因此，对于这千古一遇的奇缘，他一定要不惜千金地种因果，结善缘。（张应俞：《江湖奇闻杜骗新书》第15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
在常人看来，只要与骗有涉，就是一种“恶”。骗术，是一种做骗的游戏，自然不能置身其外。这是一种道德评判。其实，骗术既不姓“善”，也不姓“恶”，它只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它具有“善”、“恶”的性质，这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主体为转移。这样看来，骗术只是一种可以因人而用的手段、技巧，是一种专门的智慧和思维定势。如此说来，适用于骗术评价的标准只能是价值判断，即有用的，或无用的，高明的，或低劣的，等等。
当然，如果将骗术同一定的社会行为结合起来，使这种社会活动具有客观效果和意义，那么，骗术就从属于某一事件了。对于这种事件的评价，当然适用于道德评价；但是，骗术本身同该事件毕竟不是一回事儿。骗术能够促进主体实践后果的形成，但是，其性质并不是由骗术本身带来的，而是由主体动机、实践效果、主体活动规则决定的。

骗子：以行骗为目的的流民(1)
残疾人身体的缺陷，造成他们劳动与生活的不便，但又可借助人们对其生理缺陷的同情优势，挤身行骗者的行列。

骗子与骗术，是一个主体化的胶固体。但是，骗术的范围，并不只是适用于骗子及其生活的舞台空间。举凡士、农、工、商、兵、学诸种社会群体其生活领域，骗术催生出一幕幕历史活剧。
在政治生活中，骗术常常能变被动为主动。在春秋时期，齐国公子纠与小白争夺君位，小白以瞒天过海计骗得君位。其时，公子纠从鲁国由人护送返国拟就君位，公子小白从莒国由人护驾返国争夺君位。公子纠派管仲率兵在小白返国途中设伏，计划消灭对手。途中相遇，管仲使出平身力气，疾箭射向小白，小白应声倒地。管仲认为小白经此一箭，必死无疑，而对方也摆出了中箭身亡的状态。管仲飞马传报，告知公子纠。他们一般人马认为，既然小白已死，争夺君位的力量便不复存在，于是就不急不忙地朝齐国行进。那一边公子小白，机警过人，装死骗过了管仲等人。其实，那一箭只是射中了小白的带钩。随后，公子小白藏在窗帘掩饰的车内飞奔赶路，先入齐国，登上了国君宝座。
无独有偶，西汉宦官石显专权，经常受到大臣们的指责。他很担心有朝一日被告倒失宠，因此使出了苦肉计，骗得汉元帝对他更加信任。一次，石显奉命出宫办事。他事先就禀告元帝，说恐怕回宫时时辰已晚，宫门关闭，请皇上命令掌管宫门的官吏开启宫门。皇上自然应允了他。石显公干完毕，故意拖延到夜间才回宫，称皇上有旨，令宫门官开门而入。事后，果然有人上疏，告发石显专权，假传圣旨开启宫门。元帝见事情果然不出石显所料，便笑着拿出告发信给石显看。石显故作悲戚地哭诉道：“陛下平常私爱小臣，让我管理事务，惹人妒忌，他们时常想谋害小臣，类似这样检举弹谧攻击的事情我想何止一件!只是明君知我忠诚，才能保护小臣平安。但小臣惟恐一人难称万人之心，请求准我归还职权，即便在宫里做些杂役也心甘情愿。望陛下哀怜，让我活命。”一席话说得元帝血热心颤，认为石显为主子办事得罪了大臣，受了许多委屈，因而更加怜爱和信任石显。
在经济生活中，骗术常常能获得一本万利，甚至是无本万利。西汉武帝好神仙。齐人少翁贪财好利，主意打到了皇帝身上，以擅长鬼神方术见汉武帝。其时，武帝所宠爱的王夫人死了，汉武帝很伤感。少翁便在夜间施法术招引王夫人的鬼魂，让武帝与王夫人阴间相会。少翁让武帝在帷幕后远远地望着，他施展法术，果然，汉武帝见到了王夫人绰丽的身影，十分高兴。于是，少翁被赏赐财宝无数。
在军事领域，骗术常常能够反败为胜，化险为夷，变腐朽为神奇。战国时期，苏秦约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合纵，一起攻打秦国，推举楚怀王为纵长。秦国为扭转被动的局面，采用张仪的计策破坏合纵。秦惠王与张仪设下圈套，以秦国归还楚国商於方圆六百里之地为诱饵，骗楚国上当。张仪骗得楚怀王信任后，同一名楚国将军一道入秦讨回商於。等到进入秦国，张仪假装酒醉落地，声称受伤，三月不出府门，楚国将军因此不能见到秦王，楚国也得不到商於。楚王求地心切，自忖：“莫非张仪认为我与齐国绝交做得还不够吗?”于是又派遣不怕死的勇士宋遗去齐国，辱骂齐王。齐王大怒，折断了同楚国结盟的符册，与秦国修和。秦齐交好之后，张仪就起身出府上朝，对楚国将军说：“您怎么还没有接受土地?从某地至某土，方圆六里。”楚国将军回答说：“臣受命接收商於六百里地才来秦国的，不是六里。楚国将军这时才知道被张仪骗了，就回国报知楚王。楚怀王大怒，要兴师攻伐秦国。陈轸又予劝阻，秦怀王不听，于是与秦国失和。两国大战于丹阳，结果楚军大败，楚王极为恼怒，倾全国之兵再度攻袭秦国，又大败于蓝田。
兵法有云：“兵不厌诈。”善于骗者，立于不败。唐朝安史之乱时，许多地方官吏纷纷投靠安禄山、史思明。唐将张巡忠于唐室，不肯投敌自保。他率领二三千人的军队孤守雍丘，安禄山派降将令狐潮率四万人马围攻雍丘城。敌众我寡，张巡虽然取得出城袭击的小胜，但无奈城中箭支越来越少，赶造不及。没有箭支，很难抵挡敌军攻城。张巡想起了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利用草人制造出城突击的假象，一举获得敌箭数十万支。令狐潮天明后，知已中计，气急败坏，后悔不迭。第二天夜晚，张巡又从城中往城下吊草人，贼众见状，哈哈大笑。张巡见敌已麻痹，就迅速吊下五百勇士。敌人不知是计，五百勇士在夜色的掩护下，迅速潜入敌营，打得令狐潮措手不及，营中大乱。张巡趁此机会，率兵冲出敌围。令狐潮被杀得损兵折将，大败而逃，只得退守陈留。正是依靠骗与勇，终于保住了雍丘。
骗术可以被广泛运用，有如此威力，是不是凡是施骗者，都是骗子呢?如上举诸例中的主角，—公子小白、宦官石显、齐人少翁、投机商刘玉山、智者张仪、忠臣张巡，都可以冠以“骗子”之名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们都有固定而正当的职业，如为官、经商、从军，等等。使用骗术，只是他们在各自的实践中斗智斗勇的一种手法。由此可见，运用骗术的人，不一定是骗子；而骗子则总是以骗为业，以骗术作为谋生获利的惟一手段。 这样，我们就可以讨论如何给骗子下一个定义了。

骗子：以行骗为目的的流民(2)
首先，骗子的社会属性是流氓。如果按社会群体或阶层来考察，士、农、工、商、兵、学六种群体（阶层)，骗子是无法挤身其中的；惟一能归口的，只能是“流氓”。
其次，骗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角色。它以行骗为职业，以骗术为手段，以获得为目的，专门干一些损人利己的勾当。
若要问“骗子是干什么的”，回答简单干脆，只有“行骗”两上字。骗子的行为方式一般分为两种：个体的与群体的。个体的，有称为“跑单帮”，“单干儿的”，“跳单肢的”；群体的，结伙而行，如“拆白党”、“放白鸽”、“仙人跳”，等等戏法，它需要由几个人或一群人来共同完成，如引线、布局、收摊、善后等等环节都有人各司其责，他们的表演如真如实，惟妙惟肖，真如演戏一般。这种群体行为，决定骗子同一些帮会有必然的联系。如青洪帮、丐帮、哥老会、佛道门等等，正是骗子的寄托之所。
骗术是为行骗服务的，多多益善。每个骗子都精通一门骗术。至于骗子选择几十种骗术中的哪一种，则因人而异，只要能够为他们谋利就行。譬如，大流氓、大骗子“海上闻人”黄金荣，为了获利，将做生日、建花园、办庙会、聚餐会等等活动也变成了骗人钱财的场所。可见，骗子的本性就是懒而贪利。只要能谋生获利，就要不择手段地行骗。由此可见，损人利己，不劳而获，就是骗子的职业特征。
作为一种社会角色，骗子有他特有的语言。这些语言当然只是在其群体、行业内部流通。譬如，在“江湘派”骗子集团中，将诱骗者称为“梗媒”，行骗者称为“主媒”，梗媒与主媒一道逃走称为“散水”，对受骗者进行善后工作的称为“生媒”。旧社会的上海滩，专骗有钱人的为“拔人”，寻觅主顾称“拉排头”，巡捕来了称为“风头紧”，做圈套要人上当称为“放生间”，设赌骗钱称为“吃引水”，借故敲诈勒索称为“拆梢”，骗卖儿童称为“贩石子”，拐骗年轻女子成婚称为“开条子”。
一方面，骗语通过话语系统世代传承；另一方面，骗语也有文本依据，即通过“经典方式世代传习。“江湘派”的师门大法，神骗们所遵奉的秘本典籍《英耀篇》就是如此。“英”是指家底、身世，“耀”是指知悉。“英耀”，是指通过高明的手法探知问卜者的家世，有针对性地施以骗术，然后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在秘典中，“天”指父母，“比”指兄弟，“追”指子女，“八”指妻子，“七”指丈夫，“士子”指知识分子，“生孙”指商人，“哥”指老实人，“火底”指权贵，“畜生”指贱民，“敲”指用语言试探对方，“打”指突然发问使对方措手不及，在仓促之际吐露真情，“审”是指骗子根据观察和探知的情况作出判断，“千”是指刺激、恐吓、威胁对方，“隆”是指吹捧恭维对方，“卖”是指在掌握了对方的资料之后，从容不迫地用肯定的语气一一道来，使对方惊异并折服。通过《英耀篇》可以一窥骗语的门径：
“一入门先观为意，即开言切莫踌躇。天来问追欲追贵，追来问天为天忧。八问七，喜者欲凭子贵，怨者实为七愁；七问八，非八有事，定然子息艰难。士子问前程，生孙为追古，叠叠问此件，定然此件缺；频频问原因，其中定有因。一片真诚，自说慕名求教，此人乃是一哥。笑问我贱相如何?此人若非火底，就是畜生!沙砾丛中辨金石，衣冠队内别鱼龙。僧道纵清高，不忘利欲。庙廊达士，志在山林。初贵者志极高超，久困者志无远大。聪明之子，家业常寒。面拙之夫，财终不匮。眉精眼企，白手兴家之人。碌碌无能，终生工水之辈。破落户究极不离鞋袜，新发家初起好炫金饰。神暗额光，不是孤孀亦弃妇。妖姿媚笑，倘非花底定宠姬。满口好好好，久居高位；连声是是是，出身卑微。面带愁容而心神不定，家有祸事。招子闪烁而故作安祥，祸发自身。好勇斗狠，多遭横死。怯需而能常受人欺，志大才疏，终生咄咄空抱恨。才偏性执，不遭大祝亦奇穷。治世重文学之士，乱世发草泽英雄。通过商大邑竞工商，穷乡僻壤争林田。
“急打慢千，轻敲而响卖。隆卖齐施，敲打审千并用。十千九响，十隆十成。敲其千而推其比，审其一而知其三。一敲即应，不妨打草而随棍上，再敲不止，何妨打草以寻蛇。先千后隆，无往不利；有千无隆，帝寿之材。故曰：无知不响，无隆不成。学者可执其端而理其绪，举一隅而知三隅。随机应变，鬼神莫测，分寸已定，任意纵横。慎重传人，师门不出帝寿，斯篇玩熟，定教四海扬名。”（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卷，群众出版社，1993年）
再次，骗子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自古及今，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视骗子等职业为非正当职业，因而极遭鄙视。
当然骗子社会群体(阶层)的社会构成，不像士、农、工、商、兵、学等社会群体(阶层)那样稳固，其社会来源是变动的，并不是先天的，既可以从其他阶层中分离而来，又可以从此群体中分离出去。举凡其他社会群体中的人因为各种变故沦入社会底层，都有可能加入骗子群体，而这个群体中又有若干最后分离出去，进入其他社会群体的行列。
进入到骗子群体中来的人员构成，有这么几种：

骗子：以行骗为目的的流民(3)
一是失意落魄的读书人。他们不能升入社会的最上层，转而沦入社会的最底层，一无所有，只能凭借他的智力优势，将智慧用在邪道上，以骗为生。
二是破产的地主、商人和被解除职务的官吏。他们多因家庭、事业的重大变故，或破产，或罢官，一下子由社会上层跌入社会最底层，为了苟活，只能以骗度日。
三是失业的手工业者、学徒和破产的自耕农。手工业工人与学徒失业，农民破产，他们失去了正当而体面的职业，衣食无着，只能凭借其“好勇斗狠”和习惯的体力劳动来进入行骗者的行列；否则，别无选择。
四是残疾人，尤其是盲人。残疾人身体的缺陷，造成他们劳动与生活的不便，但又可借助人们对其生理缺陷的同情优势，挤身行骗者的行列。
骗与中国文化
真与假，实与虚，诚信与欺诈，自古就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骗既是一种社会的主体行为，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骗文化，它与儒家文化所张扬的诚文化相对应。
首先，骗与诚，同中国文化同源同根，共生共长。
自古以来，诚实被中国主流文化规范为崇高的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承认，骗常常是诚的一种文化补充，在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中发挥了诚所起不到的作用。在堪称中华智慧的《三十六计》中，骗同诚是相辅相承的。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就是：“诳也，非诳也，实其所诳也。”
意思是说，运用假象欺骗对方，但并非一假到底，而是让对方把受骗的假象当成真相。正因为这样，“假”常表现为可爱的机智。如三国时期张飞在长坂桥上喝退曹军，就靠“作假骗人”：虽然张飞只有二十余骑，同数十万曹营追兵决然不能作战，但是，张飞粗中有细，急中生智，虚张声势，以疑兵制敌。他命令军士砍下树枝，栓在马尾上，在树林中往来驰骋，扬起尘土，造成千军万马奔腾之势。
正因为如此，面对眼前的二十余骑，曹兵不能轻举妄动；三声怒喝，曹操身边的夏侯杰被惊得肝胆破烈，倒撞于马下，而曹军“尽皆股栗”，果真收到了张飞所谓的“谁敢与我决一死战”的效果。明人冯梦龙编撰的《智囊全集》，有关自古以来的神奇骗计智谋，收集得十分周备，可供一览。这些神骗机智，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涵。
其次，虽然骗与诚有必然的依存关系，但是，由于骗能够走向极端，塑造成群结队的危害社会的骗子，因而诚文化对于骗文化是持保留态度的。其表现就是将社会文化的道德尺度与价值尺度引向真实与诚信方面，将骗文化局限在智谋领域。
中国主流文化提倡、彰显诚文化，就是针对骗文化有不合理、适移至恶(非善)的一面而言的。《论语•子路》说：“言必信，行必果。”《论文•为政》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学而》还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庄子•人世间》强调道：“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荀子将诚信者称作“君子”，将奸诈者称作“小人”。《荀子•荣辱》说：“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言无常信，行无常贞，惟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因此，儒家确立了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忠信胜过黄金、美玉。
自此以后，中国文化奉诚信为至宝，并将它作为一种普适性价值予以提倡和推广。晋代学者傅玄在《傅子》中十分推崇韩非子的名言：“巧诈不如拙诚”。他认为，无论心思多么机巧，多么诡诈，只要涉及一个“诈”字，则为不正，就不如出自诚心，虽然拙也罢，但还不失其平直真实。
再次，正由于骗文化与诚文化相生相长，相辅相成，因而骗文化的演变中，它很善于从主流文化中获得文化生长的要素，丰富自己，装扮自己。换言之，诚文化对骗文化既有相斥性，又有兼容性。这种兼容性就表现为骗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吸纳。
骗文化借用主流文化所张扬的社会正义，将骗行装扮成路见不平，劫富济贫的使者。“江相派”骗经《阿宝篇》云：“贪官者，民贼也；奸商者，民蠹也；豪强者，民之虎狼也；其或以知(智)欺愚，恃强凌弱，欺人孤寡，谋人财产，此皆不义之财也；不义之财，理无久享，不极在自身，亦极在儿孙。不义之财，人人皆得而取之。故曰：‘做阿宝者’，非‘千’(骗)了，顺天之罚而已。”
此外，骗子群体组织体系的维系，也借用了主流文化中“孝”、“忠”、“义”、“友”等等道德范畴。这些道德范畴在一些骗子集团中为维护上下、老幼、尊卑秩序，增进骗众之间的亲和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作用就体现为骗众对骗首尽“孝”、尽“忠”，可以规范和约束群体内部的各种关系和行为，并协调其利益；骗众之间友爱互助，讲义气，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团结，有利于他们在行骗活动中一致行动，互帮互助。

第二章  传统骗术


传统骗术
中国传统社会的骗术，种类繁多。就其活动的范围而言，主要表现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两个方面。中国早期骗术的施行，多见于政治生活中。以后随着城镇都市的繁荣兴旺，骗术在社会生活中拥有活动的舞台。丰富多彩的市井生活，又为骗术的生成与施行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历史条件。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致力于“正道”的追求，往往又为骗子提供了行骗的广阔空间。如司马光曾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故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与君子求“真”相异，小人求“诈”。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亲”、“友”、“信”、“宽”等文化观念对君子的规范无疑为小人行骗提供了契机。
行骗术施行于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行骗主体既有“一言九鼎”的君王天子，也有为虎作伥的将相王侯、臣僚公卿；既有所谓“四民”的士农工商在官场中行骗，也有贩夫走卒之流假冒官员招摇撞骗。

君王行骗
马基雅维里在其名著《君王论》中指出：“一个君王，如果想保持他自己的权势，必须学会如何不做好事”，“某些事看来是道德的，但其结果却置国君于败亡；另外一些事，看来是罪恶的，其结果却使他获得了较大的安全与幸福”。尽管帝王君主具备形形色色的个人品质，未可一言以蔽之，但却不得不运用权术（包括骗术）来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力，这一点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西汉高祖刘邦，出身也是一个流氓，后来伐秦灭楚，就当了汉高祖。刘邦发迹以前，就是一个横行乡里的骗棍，以至于他父亲都忍不住骂他无赖。元人雎景臣在元曲《高祖还乡》中对此作过精彩生动的描述，说他少时替人“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他本是私生子，登皇位后以其母与蛟龙交感而生的鬼话欺骗天下，而从此正史中也堂而皇之地记录了他这些骗人的鬼话。
一部二十五史中，为皇帝登位作欺骗宣传的种种“奇言异行”俯拾即是：
魏文帝曹丕，出生时有车盖状的青色云气在他头上笼罩终日；
蜀汉昭烈帝刘备、西晋武帝司马炎皆手长过膝；
开创刘宋王朝的武帝刘裕，出生时神光照室，长大后经常有小龙随从；
南齐高帝萧道成，身上遍体麟纹；
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娘胎中就每夜有红光照室，出生后身体特征除像萧道成一样有遍体麟纹之外，还有重叠的脚跟；
北周文帝宇文泰，出生时有黑气笼罩，背上有盘龙形黑痣；
隋文帝杨坚，出生时紫气充庭，手上赫然有一个“王”字；
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时有两条龙在门外戏耍，三天后才离开；
后梁太祖朱温平时睡觉时，常常会像《白蛇传》中的白娘子那样化为一条蛇，不过颜色是赤红的；
后唐李克用，出生时有虹光照耀，白气充庭，井水一下子溢出井口；
后周太祖郭威，出生时不仅红光照室，而且还有阵阵炉炭爆烈、星火四溅。他熟睡时，又常有彩色小虺在鼻孔中爬进爬出；
辽太宗耶律德光，出生时有黑云覆帐、火光照耀，并伴有阵阵雷声；
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异香溢庭，遍体金色形同罗汉，三日后始退；
……
上述“奇迹”的来源无非有两个：其一是“领袖人物”在成大事过程中为了招揽众人而故意编造的；其二是皇帝登位后为增加天子的“灵圣光焰”而伪造的。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这种骗术屡见不鲜，有时候还真管用。

臣僚行骗(1)
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臣僚行骗是最为常见的事实。其中原因固然很多很复杂，主要的却无非是因为臣僚群体地位的特殊引起的。臣僚对君王负责，荣辱兴衰乃至身家性命都系于“今上”一人，“固宠”是第一要义；臣僚又必须管理好治下比自己更小的官僚和“治民”，所以又须“取信”于民；另外，官场“此上彼下”的升迁总在进行，对同僚必须防备，适时进击，“无毒不丈夫”的信念促使着种种骗术的诞生。臣僚行骗的对象各异，有的是君王，有的是臣僚，有的是黎民百姓。
1．假诏登基
《史记》记载了秦朝赵高和李斯合谋欺骗天下，假诏立秦二世的骗局经过：秦始皇已病得奄奄一息了，于是便写了一封书信给公子扶苏，文中说。“我的丧事要在咸阳都城办理，丧葬也要在咸阳选址办理。”书信已经封好了，在中车府令赵高处加盖玺符印时被赵高截留，没有给使者。七月丙寅之日，始皇在沙丘平台崩驾，丞相李斯因为考虑到皇上驾崩于遥远的巡游之地，害怕各位公子为争夺皇位起内讧，更害怕天下由此大乱，于是秘不发丧，对外封锁消息，却将始皇的棺材放在凉车里，用冰镇着，始皇宠幸的宦官仍然一起乘车，皇上的饮食仍照一仍其旧，每日定时奉上。群臣百官也仍然像往常一样向皇上奏事，官宦则从韫凉车中批准其所奏诸事。惟独只有公子胡亥、赵高和身旁亲信五六个宦官知道皇上已死。赵高曾经教授过胡亥写字和有关监狱法律方面的知识，故而胡亥很是宠幸他。于是，赵高便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策划将秦始皇赐给公子扶苏的书信撕毁，而造假诏书说始皇在沙丘致遗诏给丞相李斯，命令他立公子胡亥为太子，又假造诏书数落公子扶苏、将军蒙恬的诸多罪状，将其赐死……车队继续前进，经过井陉抵达九原……车队回到咸阳后才发丧，太子胡亥继承皇位，是为秦二世。九月，秦始皇葬于骗山。（《史记•秦始皇本纪》）
类似于此的骗术，清代雍正帝也曾采用，也是君臣合谋，假诏登位。
2．王莽嫁女
王莽主谋立汉平帝即位以后，他本人被封为“安汉公”，他为了巩固权势，想把女儿嫁给平帝做皇后，便向太后奏请广选王公列侯的嫡生女入宫，太后听从了王莽的建议，下令将选后之事交付有关官署办理，登记人选诸女姓名时，王莽发现其中的女孩多数品德、容貌都在自己女儿之上，心里很害怕女儿会落选，便心生一计。他故作姿态，欺骗太后说：“臣的女儿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品德，才学也很平平，不应该和其他女子一起竞选。”太后由此认为王莽出于至诚，表示谦恭礼让，主动放弃女儿争当皇后，于是下了一道诏令：“王莽的女儿放弃了竞争，不要选她了！”这道诏令一出，天下文臣武将、黎民苍生都认为王莽是真的谦让，口碑很好。这时，王莽派一批手下游说地方官吏，带动庶民百姓纷纷上书：“请选安汉公之女入宫做皇后，母仪天下。”王莽又故意再次向太后上书，表示坚辞，还派出官员到各地劝阻，让地方官员不要上书劝立女儿立后了，结果上书反而越来越多了。太后不得已，只得把王莽女儿列在被选之列。众官员又上书，说要立王莽女儿为后，王莽看时机成熟，于是上书说：“请派大臣见臣女一面，空口无凭，眼见为实。”于是太后遣长乐宫少府、宗正、尚书令等大臣前往纳彩并面见王氏女儿，事后回奏称：“安汉公之女品德端正，生有窈窕容貌，应当受大命，继正统，为天下国母。”元始四年四月，王莽之女被宣布立为皇后。
王莽的这种骗术很高明，局面布置得很大，参与的人数也很多，他的手下心腹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视。
3．安禄山“尽孝”
臣僚对君王一般情况下不敢明目张胆地行骗，更多的表现为“诡辞媚上”，骗君王于“谄言佞行”之中。如唐朝安禄山常装出一副愚蠢的样子以掩饰他的奸巧狡诈。有一次，唐太宗命令他去拜见太子，安禄山见了太子并不叩拜，侍从们一旁指点他，说这是太子，理应下拜。安禄山说：“我不懂大唐朝廷的礼仪，请问太子是个多大的官？”玄宗说：“我百年之后要传位与他。”安禄山于是谢罪说：“臣罪该万死，我只知陛下而不知太子。”再拜而退。当时杨贵妃“三千宠爱在一身”，迷恋得唐玄宗不理朝政，安禄山便有心投靠杨贵妃，拜她做了养母。以后安禄山拜见时，总是先拜杨贵妃，后拜皇上，玄宗很奇怪，便问他，安禄山说：“蕃人都是先母而后父”。由此，玄宗认为他视自己与贵妃同生身父母无异，十分高兴，哪里还能识破他篡夺李唐天下的阴谋。
4．谎报军功
以谎报军功来骗取封赏的事在中国古代史中屡见不鲜。有时，欺骗隐瞒，甚至颠倒黑白，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南宋末年贾似道专权。一天，宋度宗问他：“襄阳被围困已三年了，如何是好？”贾似道答道：“元兵已经撤退，陛下是从何处听得此话的？”度宗是：“是刚才女嫔对我说的。”贾似道诘问之下，知道了其人。后来，贾似道借其他事诬害女嫔，将其赐死。从此，边关战事虽然日益吃紧，但再无人向度宗说起。
元朝至治年间，已故将军李牢山之子曾经暂时任过兵部尚书，跟随蒙古王爷统兵去讨伐郁林州造反的徭族民兵。李某在进军途中娶了一妾，肆意贪欢，只图享乐，而不理军事。后来作战失败，兵败而归。枢密副使王卜邻吉台却上奏朝廷说：“李某人平安徭民之乱，劳苦功高，立有奇功，应当升官。”这件欺骗君上的事后来被国子监丞宋本戳穿，致使骗术未逞。（《元史•宋本传》）

臣僚行骗(2)
5．荀之骗
在明察秋毫、睿智敏锐的上司面前，属下的骗术不仅不能成功，有时候反而弄巧成拙，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东汉末年的荀，以足智多谋著称，追随曹操为其出谋划策，曹操称赞他是当世张子房。董承被杀后，伏皇后给其父亲伏完寄了一封密信，说曹操杀害了董承，献帝要为他报仇。伏完得到密信以后，便想联络忠义之士为献帝效力，于是把书信拿给荀过目，荀感到事关重大，弄不好会激化献帝与曹操之间的矛盾，使隐瞒了此事，很久没有告诉曹操。后来，伏完又拿此信给妻弟樊晋看，樊晋却将此书信封好后呈献给曹操，出卖了伏皇后与伏完，于是曹操预先作了周密的防备与安排。之后，荀害怕事情被发觉，要是曹操责怪自己知而不言的话，以后恐怕难乎为官了，便想自己揭发此事，以洗清自己首鼠两端的态度，便请求准他到邺城，荀见到曹操后，劝曹操将女儿许配给汉献帝。曹操说：“如今圣上有伏皇后，我女儿何德何能，如何能配得上圣上。我是凭功劳得到重用的，位居宰相之职，岂能够依赖裙带关系以求上进呢!”荀说：“伏皇后未生皇子，性情又凶狠邪僻，往日里曾经密递其父书信，言词不堪耳闻目睹，可因此事而废黜她，以免日后又生祸端。”曹操性多疑，问道：“卿昔日怎么不说起此事？”荀佯装糊涂，说：“昔日我不是已向相爷说过吗？”曹操说：“这件事非同小可，我岂能忘记呢？”荀又吃惊地说：“果真未曾向明公说起吗？昔日相爷与袁绍在官渡两军相持，我恐怕增加明公后顾之忧，故而未曾说起。”曹操又说：“官渡之战后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说？”荀无言答对，只好自责。曹操因为此事恼恨荀，而外表却含隐忧容，待他没有两样，故而时人对此事无从得知。荀后遭疏远，最终忧闷而死。
6．欺世盗名的王世充
隋代王世充发动兵变，杀害了元文都等人之后，独揽了朝政大权，自封为太尉，表示要有一番大作为，以求改革隋炀帝即位以来的弊政，听言纳谏，广召贤才。王世充在府外张挂出三张榜文，其一是寻求文才出众、能够经国济世的贤人；其二是武艺出众、能冲锋陷阵的将才；其三是长于审案，能为人申冤的吏才。三榜一出，人皆以为王世充是个锐意求治，求贤若渴的好官，便纷纷上书陈述政见，力陈弊端，求见来访的人每天有数百人。王世充看到了心里很高兴，每次上书的人来了，他都亲自慰劳接见，虽是小卒苍头，也是如此。王世充以求贤若渴的姿态欺骗手下，他并不是真心革故鼎新，时间一长，人们的希望落了空，都不再信服他了，后来王世充部下哗变，瞬间分崩离析，与他故作姿态欺骗文臣武将和部下士卒的行为是分不开的。可见，盗名欺世的举措虽能够在短时间内奏效，却终究不能长久地欺骗天下人。

衙役行骗
明人张应俞在其所著《江湖奇闻杜骗新书》中有感于衙役骗人手段之狠毒，劝人不要去诉讼，不要去打官司，以免惹上麻烦。“衙役皆以骗养身供家，丰衣足食，其骗何可枚举！盖事事是骗，日日是骗，人人是骗。虽罄南山竹，何能悉之？虽包拯再生，何能察之？予素不人公庭，此中情弊，希所知闻……然衙中虽人人是奸徒，事事是骗蔽，吾惟早完公课，百忍不讼，虽贪吏悍卒，其如我何！故曰：机虽巧，不蹈为高；鸩虽毒，不饮为高；衙役虽骗，不人为高。纵有无妄之灾，必有明官能昭雪之者，何也？宦皆读书人，明者多而昏者少也。无奈在衙人役，各以阴云霾雾蔽之耳。惟惟忍小忿，不人衙为高也。”在这段话中，张应俞虽然寄希望于“明官”能够“昭雪”冤狱，但是他还是奉劝世人“忍小忿，不人衙为高也”。可见，他对衙役之骗是心凉胆寒的，衙役行骗的方式千奇百怪，很难将其归类。以下是《杜骗新书》中列举的两个例子，从中可窥见一斑。
“故拟重罪释犯人”。
元植是一个颇有钱财的人，而且处世温良，行事严谨，不知是因为一件什么事，得罪了同乡有权有势的赖某，这赖某就开始罗织元植的罪名，甚至诬陷他害死过人。因为执法断案的叶推官素来与赖某交往密切，所以他接到赖某的诉状后并没有丝毫怀疑，只是想尽快把这一案子了结。
叶推官下令将元植提上大堂，对他说：“你的罪状，我们已经知道了。”又说：“你犯的罪很重，我们已经一清二楚，只是我知道你家里很有钱，须警告你不要去花钱去求什么关节。否则，罪刑将有加无减。目前暂时把你收入监狱，听候审定。”
叶推官素以为人廉正著称，再加上他又当面警告了元植不能托关节，所以元植虽然又恨又怕，终究也不敢轻举妄动，也没有走什么路子，呆在狱中企求能够有一个明断。恰好乡里有一位姓易的乡官，与元植有点亲戚关系，他了解元植的为人，深知他是被小人陷害了。情急之中，易乡官悄悄找到了知府大人，托请他向叶推官讲讲好话，找机会帮帮元植。
叶推官听了知府大人的托情之辞，表面上不动声色，回来以后将元植从狱里提出，狠狠地打了一道竹板子，呵责道：“我叫你不要托人情的，你反而请出知府老爷来讲人情，这样的刁民，你第一条罪就是诬官，看我判你一个流放罪！”
元植茫然不知所以然，叩头说：“老爷您一贯以不纳关节、清正廉洁著名；我又被老爷当庭提示过，怎么敢请出知府大人，我实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叶推官说：“且把你押入监牢，反正罪过是轻不了。”
元植回到监所，找人来查究事情根底，这才弄清楚原来是眷亲易乡官所为——易乡官本是出于好心，出面请托了知府大人，并且不让元植知道。事已至此，总得找出个解决的办法来，万般无奈，元植想到了叶推官手下的文书凌某人。托人请凌某来，元植说：“请先生一定要帮我，如若能帮我减下流放罪名，我一定拿厚礼相谢。”凌某是官场老油子，答应得很迅捷，说：“这样吧，你先拿一百两银子来，我来思谋着帮你成事。”元植说：“行，行。”然后叫家人暗地里给凌某人送上了银子。
叶推官判案过程中，自然要找他的文书凌某来商议。对元植一案，叶推官吩咐道：“定要定他一个流放罪来。”凌文书故意弄了个绞刑的条律呈上来，叶推官觉得判刑太重了，只可以流放。第二天，又议此案时，凌文书又递上来一条绞刑罪，并说：“元植的种种罪名只有谋死亲弟弟一条最重，正好可判个绞刑。其余罪名虽多，也只够判个徒刑，判流放，罪名无法成立。”叶推官寻思道：“一般来说，打死了人也不轻易判绞刑，何况只是拿访，并无真凭实据，怎么好判绞刑。”便说：“便宜了他，只判个徒刑罢。”最终定了三年徒刑，关进了监牢。元植很高兴，凌文书私纳一百两银子也心安理得。衙役要欺骗长官，真是鬼神不知啊。
“吏呵罪国以分责”。
人们都传颂包孝肃为官清廉，用法无私，种种奸诈狡黠都逃不过他明察秋毫的眼睛，犯了罪的要以权以钱去打通关节的，都不可能。因此人们都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有一个富豪的儿子犯了奸淫妇女的罪，他心里十分害怕，知道在包老爷那里难逃法网，就和一位老衙役商议，说：“包老爷精明超人，料事如神。我所犯罪行确凿，罪实难逃。如果只是重罚还可以奉上银两；我就怕挨打受痛，又叫我难堪。您老先生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少受些皮肉之苦，我将厚金报答您。”
老衙役说：“明天当包公宣布处罚责打你，你就跑到老爷面前，大喊冤枉。我在一旁呵斥你，为你分担责任，也许可以减去你一半的过错。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其他良策了。”
第二天，包公审理得到了真凭实据，发怒要打富家子四十大板。富家子跑到包老爷面前，申申不已，大喊冤枉。老衙役在一旁大声呵斥道：“赶快受板子，哪里有你说话的地方，法律岂能饶赦你！”包老爷在堂上听了，心里很是痛恨这个老吏揽权越职，狐假虎威，担心日后借势骗人，必定会生出许多事端来，就下令先打该胥吏二十大板，偏偏减去富家子二十大板，借此打击老胥威风，让人觉得威不自胥出，却不想这却正好中了老胥的诡计。老衙役因此得到了厚赂，而包公却漠不知之。

假冒官吏行骗(1)
妇人卖花。《杜骗新书》中有“妇人骗”的分类
中国古代的轿子。《杜骗新书》中有轿夫行骗的案例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些古代中国儿童的启蒙诗，反映了传统封建社会中深重的“官本位”思想对老百姓的渗透功能。“做官”是许许多多读书人的梦想，“官”对于农业社会的生民而言，具有改天换地、救人于死境的重大作用。因此，“官”对百姓的威慑、震撼，百姓对“官”的惶恐，都可以想象。中国有句俗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骗子们也深谙个中三昧，纷纷着轻裘、跨肥马，打扮成翩翩官员模样，公然行骗，骗小官、骗百姓，并能频频轻而易举地得手。
1．假宗室
宋代有个赵假熹，本来是个败家子，平素在街头闾里为非作歹，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他假冒赵善菜的长子赵汝昔，伪造降生县据，私刻皇叔祖润王府印记，私置黄旗、铁鞭、柱杖，任意胁夺商旅，占据船只，威使人力，打人致伤。最后案发，才发觉原来是个假赵汝昔。伪装虽然被揭穿，赵假熹并没有悔改，而是改名赵汝嘉，冒充赵善菜次子，出入州县府衙，假装办公事，包刑狱，骗税官，四处赴宴游乐。自刻都大司捉点印记，出给县到，以林伸为书司、林庆为厨子、配军叶佑为狱子，公然乘轿下乡，招摇之至，先后骗取官会二十余贯，又大肆搜索铜器，连民间的神佛像、小儿颈上的铃铛、家用的盂器也不愿放弃，真正是贪财的饕餮。
赵假熹假冒宗室、官爵行骗，能够屡屡得手，其原因无非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老百姓怕官，明知吃了亏被敲了竹杠也敢怒不敢言；二是古代中国官场“官官相卫”的陋习，使得地方官员们对他的行骗勒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去深追细究这样的事情。
2．苏城骗局
明代的苏城，是四方辐辏之地，骗局也就特别多。万历年间，有个徽州商人，与他叔叔争夺坟地，争讼了好几年也没有结案。侄儿花钱四处打听，企图能够打通抚台关节。有一天，某公子寓居于闾门之外，自称是抚公的侄子，衣冠甚伟，仆从如云。徽州商人前往拜谒，某公子留他喝酒吃饭，偶然谈起争讼的事来，公子哥儿一口应承下来，于是，当着公子的面，徽商将银子封好，说：“事成以后，以此物为谢。”过了几天，公子穿着官服，将徽商的讼词放在袖中，径直走进了抚台大门。徽商从远处看得真真切切，坐在地上等他出来。日已偏西，抚台府衙公事已毕，各位官员也纷纷出来，大门关闭了。徽商想象抚公必定是留公子用餐了，询问门旁的差人也都说不知道。到了晚上，公子哥儿随着人群走了出来，满脸酒容，意气扬扬。说是和抚台大人吃酒，抚台大人很高兴，事情已经办妥了。
到了徽商寓所，公子拿出官封信函文书给徽商看，印识宛然。徽商大喜，又派出酒席来给公子吃喝，公子索取了酬劳银两，酒醉而去。翌日，徽商带着文书，交付给驿车投送，方知是伪封；又因用假批假印被要挟“欲行出首”，只得拿出“数十金赂之始免”。事后，他才知道此事原为光棍所设的骗局。那天有春元谒见抚院，假冒的公子趁人杂之时混进了院子，躲藏在土地堂中，吃了藏在身上的酒糕，晚上再趁人杂混乱出来。封筒印识，都是事先藏于柏中带进去的，当然都是假的了。
3．钱豁五行骗
清代乾隆年间，常州出过一个流窜作案的高级棍骗，曾以“钱炳”之名捐官。此外，他为了行骗的方便，先后用过的姓名有几十个。惟有他老家的人，知道他的底细，都以“钱豁五”相称。
与普通骗棍不同，钱豁五从小诵读经书，加以头脑灵活，笔头上有些功夫，且通音律，但是科运不佳，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做生意怕吃苦，当塾师嫌贫困，生来只管吃喝玩乐，赌骗嫖样样精通，欠了许多债，再也无法在地方混下去了，只好远行他乡，以骗为生。
钱豁五到广西后，投奔一个在衙门里当幕友的族兄，没用多长时间，就把官场上打滥条、通关节、吃黑钱等门径，走得滥熟。于是脱离族兄，自立门户，租大宅，蓄奴仆，私制顶戴，冒充官员，专行脱骗撞哄勾当，积攒了不少钱钞。后来被人告发，又跑到北京行骗。此后，他在山东、两湖、江西流窜行骗。到南昌后，他打听得新放的江西学政是江苏人，马上就有了妙计。他用骗来的钱在城里租了房子家具，招了一班“小唱曲儿”的在家里，定下计谋同学政套起乡情来。学政也是念故乡情分的人，从此交往密切。于是钱豁五又撑起学政的招牌行骗，前后所骗金达数万两银子。不久，学政离任。他的骗金也早已挥霍一空。
后来，他又到广西。无奈钱豁五在广西名声已臭，他在广西再也骗不到钱财了。他情急之下，又生一计：他弄了个广西巡抚衙门的信封，里面塞上废纸，外面粘上鸡毛，弄了一套竹筒黄面的包袱，往身上一背，假冒成桂署的信使。取官道东行，经湖北、江西入浙江，一路招摇动众，吃喝全由驿站供应。直到杭州后，被驿官识破，扭送官府。但他毕竟是个“惯犯”，老辣之致，他不但没有丝毫的害怕，反而开导钱塘县令说：“我假冒官差，固是犯法。但是你将此案一办，岂不连桂、鄂、赣、浙四省的大员都要被定个糊涂失察的罪名？”钱塘县令经其提醒，哭笑不得，只得将他先关进监牢里。当时恰好有一位常州籍的御史在杭州，听说老乡中竟有这么一位“人物”，觉得关在牢里实在太可惜了，于是，“惺惺惜惺惺”，遂为之说情开脱，并把他介绍给盐运使柴某人当幕宾，专司出纳一职。盐运衙门本是个肥差，钱豁五在此如虎添翼，大展身手，两年下来，足足捞了十多万，遂以“钱炳”之名，为自己捐了个五品官。昔日骗棍摇身而变为命官，也算修成了“正果”。却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当钱豁五还未来得及利用他一生中头一回并非伪造的顶戴来设计更大的骗局时，那个靠他相帮贪污索贿的紫运使被人检举了，钱亦被打入同案，结果是被革去官身，发配边陵地区充军去了。

假冒官吏行骗(2)
4．“插天飞”行骗
清朝乾隆、嘉庆时期，有个行踪飘忽的诈骗团伙，领头的是安徽桐城人，绰号“插天飞”。该团伙的主要活动方式，是在京师和各省会安插耳目，侦察高级官员的阴私，然后相机讹诈。
有一个河南巡抚，因为枉法被人参劾，京都和省会都有其即将被处分的小道消息。不久，省城里突然起了喧哗，有几十个操北京口音的人从外埠来到，借住在一处寺院里，紧锁门户，平时只有采买的人出来才开门，禁止闲杂人员在门前窥探流连。巡抚心存疑惑，惟恐这批人是奉旨前来查劾自己的，便派出一个亲信前往，以期能探得虚实。一天黄昏，探者看见有个内监打扮的人走出寺院来，提着酒葫芦上市沽酒，便急忙尾随其后，寻机会同他搭话，对方却倨傲不理。翌日，探者又在原处候着，抢着替那人付了酒资，终于有了搭讪的机会了。探者马上请对方一起喝酒，天南海北地神聊了一通，等到那人醉醺之后，故作神秘地告诉探者：“我们主人得知河南汴抚在某某案中得贿赂，贪赃枉法，所以特意前来密访，如果罪证确凿的话，那个人可要倒霉了！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再说给外人听了，到此为止。”探者急忙飞马去报告巡抚。巡抚大惊，第二天率所属臣僚一起前往该寺院拜访。手下人上前去敲门，并无人答应。只听得见里面传出敲扑椎打和呼爹喊娘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两个公人模样的人员抬着被打得气息奄奄的一个人走出来。那个探者一眼便认出被打的人就是昨天酒后失言的内监，急忙告诉巡抚。巡抚和属官更加恐惧，立刻通名求见。等到进入房间，只见一个穿黄马褂、戴珊瑚顶、插孔雀翎的老者，正侍候着一个翩翩公子在座。众人进了屋，老者摆了摆手，说道：“爷在此，可行礼。”大家都认定这个少年必是哪一位王爷，急忙作大礼参拜。少年只是倔傲不礼地点了点头，又低声向老者说了些什么。老者点着头，应了，又转过脸说：“我们明天就要回京了，不添你们什么麻烦了，都回去吧。”
当晚，巡抚觉得自己的命运就在这个少年贝勒身上了，连夜备下一万两银锭，派人悄悄送进了寺内。次日清晨，又率所属一起急赴城门，预备给少年王爷饯行。却不料这伙人早已经连夜逃跑了。这个穿黄马褂的人，便是“插天飞”。（参见宗颜绍元：《中国古代流氓百态》，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生活中的行骗术(1)
明清时期社会生活中的行骗行为，包罗万象。行骗的一方，既有专靠行骗为生的专业骗子，也有偶起歹心的奸夫淫妇、妖憎恶道、妓女乞儿、贪官污吏、船夫挑工、市民耕夫，贩夫走卒；防骗的一方（往往是受骗者），大多是明代学者李蛰所谓的“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党于市易，辛勤万状”的商人，既包括日进斗金、财大气粗的富商，也包括小本经营、朝不保夕的小商小贩，还有广大的受苦受难的普遍劳动群众。
晚明有一个骗子，自称是宋朝诗人林和靖的第十世孙，跑到一位陈姓太史家去行骗，这位太史请他读林和靖的传记，读至“终身不娶，无子”时，此人顿时语塞。陈太史大笑，口占一绝赠给了他，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后代有孙儿。想君虽是闲花草，未必孤山梅树枝。”对行骗者是莫大的讽刺。
明末松江有位姓张的乡绅，平素好侠。有个骗子投其所好，腰佩长剑，紧身衣妆，一副侠客模样，手里提着一个血淋淋的包袱，煞有介事地对张乡绅说：“你的大仇我已经报了，囊中就是你仇家的脑袋。”张乡绅大喜过望，当即借给他十万缗。于是，“侠客”走后。张乡绅解囊一看，不过是一猪头而已，此人从此也就不见踪影了。时人沈风峰闻而叹云：“自《易水》之歌止，而海内无侠士千年矣，即有亦鸡鸣狗盗之徒！”
另外，冯梦龙纂辑的《智囊全集》中也有不少篇章讲到了社会生活中的行骗术，如《啮耳讼师》一节，讲到浙中有个少年殴打他七十岁的父亲，致使父亲牙齿掉了。父亲拿着被打断的牙齿去告官，儿子很是害怕，于是请了一名讼师来问计谋，并许之事成以后付百金。讼师摇头说：“这可是一件大难事。”少年加了许多钱两之后，坚持请求，讼师答应下来，苦苦思索，第二天早起，忽然说：“已有计了，但是应当避开别人才能讲给你听。”少年急忙附耳过去，讼师于是咬下他的半只耳朵，少年血流满面，大惊失措。讼师说：“你不要叫喊，只有这样才能救你，但是你必须善于躲藏，不要叫别人看见了，等到出庭对质时，就说你父亲的牙齿是因为咬你的耳朵才掉的。”后来，公庭对质，官员认为“耳不可以自啮”，便判定老人牙齿是因为咬儿子的耳朵而掉的，少年罪过竟被免掉了。
其他如《老妪骗局》、《文科》等篇都是明代社会生活中行骗的例证。明清笔记小说中记载了大量社会生活中的行骗伎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小说在明清时代远未成熟，其史传特征仍然很明显，因此，把这时期的笔记小说视为野史也未尝不可。而我们则可以从这些绝非空穴来风的文字记载中勾勒出当时行骗的大概景观。
冯梦龙的《三言》与凌蒙初的《二拍》，记载了明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骗局，可以说是文学形态的骗术大全。真正对骗术进行归类研究的专著，在明代当以张应俞的《江湖奇闻杜骗新书》最为著名，该书共４卷，分为24卷84则，每一则都讲述了一个行骗故事，虽然这部书的体裁被学者认定为是笔记小说，但另外的学者却认为，“这部小说集中的大部分故事并不是真正的虚构想象之作，而是根据当时的传闻加工润色而成的，所以它不仅可以作为小说欣赏，也具有较高的历史真实性”。因此，该书所列诸多骗局及骗术，完全可以用作本节例子，其真实性如何不必花太多精力去考求，某种意义上说，张应俞的著作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存在的“真实”。为了对明清时代社会生活中的行骗术有个大致的，感性的了解，下文将选择若干骗术实施的例证以资说明。凡未作特别说明者，本书资料征引皆来自张应俞的著作《杜骗新书》。
　　1．假马脱缎
江西有个姓陈名庆的，经常贩卖一些马匹，成交地点在南京承恩寺前的三山街。有一次，他买到了一匹银合好马，价值约值四十两银子。有个骗子，擎好伞，穿色衣，翩然而来，围着马看，不忍离去，问陈庆马价如何。陈庆老实地说，值四十两银子。骗子说：“我买下了，但是我手头没有现钱，须回家兑了银子来，你可跟我去领钱。”陈庆问：“你家住在哪里？太远了我不去。”骗子说：“不远不远，就在洪武门。”骗子使骑了银合马，翩翩然前往，陈庆也高高兴兴地骑着另一匹马随后。走到半途，骗子在一家缎铺门前拉住缰绳，下马走了进去，将好伞放在酒坊门边，对陈庆说：“你帮我看住，等我买了缎子回来，我们再一同去拿钱。”陈庆心想这个人出手如此阔绰，又是买好马又是买好缎的，必是个大富人家子弟无疑，这笔生意肯定做成了。骗子进入缎铺，故意用低价去压店老板。缎店老板说：“你不识货，不要瞎还价。”骗子说：“你说我不识货，我却有个熟人是识货的，我去拿给他看了，再来买，如何？”缎店老板说：“我有如此好缎，任凭你拿给人看，只是你不要走远了。”骗子说：“我有马与伙计在门外，你有什么好怀疑的？”便拿了几匹好缎，出门便逃走了。缎店老板见马与“伙计”都在门外等候，心中安然。陈庆等到中午，仍不见骗子回来，心想是遭人戏弄了，便骑了银合马，又牵了另一匹马准备回马店，却被缎店老板拉住了，两人都说不清原委，只得见官。府尹明察秋毫，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此人必定是个骗子了。想要骗走缎子，先托词买马，以陈庆为质。以别人的马来骗别人的缎，是假道灭虢之计。”缎客只得自认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