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述而不作」的文化传承精神

无位真人

孔子「述而不作」的文化传承精神

一、「述而不作」的文本义与深层诠释

《论语·述而》开篇即载孔子之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此章为理解孔子文化态度的关钥，历代注疏聚讼不已。朱熹《论语集注》释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朱子以「述」为传承旧闻，「作」为创制新义，将孔子定位为文化传承者而非创始者。

然深究之，「述而不作」绝非消极的保守主义。孔子之「述」，是在深刻理解三代文化基础上的有选择的传承，是寓作于述、以述为作的创造性转化。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孔子之述，乃所以为作。非真无所作，乃不欲自居作，不自创一新道，而惟传旧道。」孔子自谦其述，实则其传承本身就是最伟大的文化创造。

二、孔子传承三代文化的实践

孔子对先王之道的传承，体现为对六经的系统整理与阐释。

于《诗》，孔子删诗三百，去其重复，正其乱序，使「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诗》本是周代贵族教育的基本教材，经孔子删定后，更成为儒家诗教的经典依据。孔子论《诗》之旨，重在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与「思无邪」的道德导向，此即以述为作——通过整理传承，赋予《诗》以新的教化意义。

于《书》，孔子序《尚书》，上纪唐虞，下迄秦穆，百篇之数虽未必尽出孔子之手，然其编次之义、取舍之准，实寓孔子对先王政道的系统理解。《书》之所载，莫非二帝三王之治迹，孔子序之，即是以先王之政为后世之范式。

于《礼》，孔子自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论语·八佾》），又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对三代之礼皆有研究，而择从周礼，此非盲从，乃是权衡比较后的理性选择——周礼集二代之成，最为完备。

于《乐》，孔子与鲁太师论乐，叹其美善（「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又自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此正礼乐教化之最高境界。

于《易》，孔子晚而喜《易》，韦编三绝，作《易传》十翼，以义理阐发象数，将卜筮之书转化为哲理经典。此尤为「寓作于述」之典型——表面是阐释旧籍，实则建立了儒家的宇宙论与方法论体系。

于《春秋》，孔子据鲁史而作《春秋》，虽自谦「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实则寓褒贬于记事，别善恶于微辞，所谓「微言大义」者，正是以述为作的最精微体现。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此言点明孔子修《春秋》的现实批判功能。

三、「信而好古」与「温故知新」的辩证统一

「述而不作」与「信而好古」相辅相成，然孔子绝非泥古不化者。其论礼之沿革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此言表明，孔子对文化传承有清醒的历史意识——制度因革损益乃历史之常，传承不是复制，而是有因有革。

更关键的是「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一语。「温故」即是对传统的深入理解，「知新」则是在理解基础上的创新发见。故与新的辩证统一，正是孔子文化传承精神的精髓所在。只温故而不知新，则为腐儒；只知新而不温故，则为妄作。孔子之伟大，正在于他在最深厚的传统根基上，开出了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新境。

四、「述而不作」对中华文化性格的塑造

孔子的「述而不作」，深刻塑造了中华文化的性格气质。与古希腊哲人从怀疑出发、以思辨为务的传统不同，儒家从传承出发，以述为务，尊经重道，先信后解。这种文化性格使中华文明具有极强的历史连续性与文化包容性——正因尊古述旧，故能吸纳融合各种异质文化而不失其本；正因寓作于述，故能在传承中不断自我更新。

经学传统之所以绵延两千余年而生命力不竭，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历代经师无论今文古文、汉学宋学，皆以阐释经典为学术之基本形态，而每一时代的阐释都融入了时代的新精神。从汉儒的章句训诂到宋儒的义理发挥，从清儒的考据实证到现代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学术形态迭经变迁，而「述中寓作」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

五、结语

孔子「述而不作」的文化传承精神，是儒学区别于其他哲学传统的根本特征之一。它既不是保守主义的固步自封，也不是激进主义的断裂革命，而是在对传统最深切的尊重与理解中，实现文化最深沉的创造。这一精神使儒学始终扎根于文明的传统之中，又始终面向未来的创造之途。在文化多元激荡的当代，重温孔子「述而不作」的深意，对于思考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