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雄辩术与论说艺术

无位真人

孟子的雄辩术与论说艺术

一、孟子其人：好辩之儒与雄辩之才

孟子，名轲，邹人，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道既通，游事齐，齐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之时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孟子以卫道自任，不得不辩。

《孟子·滕文公下》载公都子问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答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一回答，既是自辩亦是辩——以「不得已」化解「好辩」之讥，又以历史叙事（大禹治水、周公兼夷、孔子作《春秋》）论证辩之必要。孟子之辩，非好辩而是不得不辩，此一自觉的辩护本身即显其论说艺术之高妙。

二、知言：孟子论说的认识论基础

《孟子·公孙丑上》载孟子自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与养气并提，构成孟子论说之两大支柱。「知言」者，「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四种病辞（偏颇之辞、过分之辞、邪僻之辞、闪避之辞），皆能洞察其病根所在。

知言之功，非仅语言分析之能力，乃对思想偏向之敏锐诊断。孟子与告子辩性善，告子以「食色性也」「生之谓性」为说，孟子逐一驳之，非仅逻辑之反驳，乃洞察告子之说背后之「蔽」——告子以生为性，蔽在不知人有超越本能之道德主体。知言使孟子之辩非诡辩而是明道之辩。

三、善设比喻：孟子的论说利器

孟子为古代论说文中善用比喻之第一人。《孟子》全书用比喻不下百处，且类型丰富：有寓言型比喻（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有事例型比喻（一傅众咻、月攘一鸡），有意象型比喻（源泉混混、决堤之水）。

《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见梁惠王，王问「利吾国」，孟子以「王曰何以利吾国」连锁推出「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之推论，终以「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收束——以利之连锁后果警示，以仁义之正面效果对照，逻辑推演与价值立论相辅而行。

《孟子·告子上》论牛山之木，以山木之濯喻人性之放失：「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此喻之妙，在将抽象之人性论化为直观之景象，使读者一见而悟：人性之本善非假设，乃事实；善之放失非本然，乃后天之斫丧。

四、以退为进：孟子的论辩策略

孟子善用「以退为进」之策略，先设对方立场之可能，再推导至矛盾，从而反证己说。《孟子·梁惠王下》载齐宣王问「好乐」，孟子不径驳之，先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顺势引入「独乐乐」与「与人乐乐」之辨，终使王自悟当与民同乐。

《孟子·滕文公上》与农家许行辩，孟子先问许行之徒所食、所衣，得知其「与百工交易」，遂反诘：「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于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以许行自身之实践（与百工交易）反驳其理论（贤者与民并耕），即以其矛攻其盾，此为论辩中「归谬法」之妙用。

五、浩然之气：论说之气势与精神力量

孟子之辩所以雄浑有力，不仅在于技巧，更在于其「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集义所生，非临时之壮胆，乃积义之充盈。

此气之效果，在论辩中即为不容置疑之气势。孟子说齐宣王行仁政，虽面对万乘之君而无所慑伏，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又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此等气概，使孟子之论说不仅是逻辑之辩，更是人格之辩、精神之辩。

六、孟子论说艺术之影响与启示

孟子之论说艺术，对后世之影响至为深远。韩愈之《原道》、柳宗元之《封建论》，皆承孟子雄辩之体；宋儒之辩佛老、明儒之辩心物，皆取孟子论辩之精神。乃至近世之思想论战，论者之设喻、归谬、连锁推论等法，亦可见孟子之遗风。

孟子之辩，其可贵在辩以明道而非辩以取胜。「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之自觉，使雄辩不失卫道之诚。于今之世，论辩之风盛行而论辩之道往往不修——诡辩、狡辩、强辩时有所见。孟子知言养气之教，正可矫此弊：知言则不惑于巧辞，养气则不屈于势位，以是为辩，方为明道之辩而非争胜之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