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

无位真人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

一、今古文之分：缘起与概况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是中国经学史上延续最久、影响最深的学术公案。其缘起在于秦火之后，经典重出时有两种不同的文本系统与传承方式。

今文经者，汉初经师口耳相传、以当时通行隶书写定之经本。因其书写用今文（隶书），故称今文经。主要经典有：伏生所传《尚书》二十九篇、田何所传《周易》、齐鲁韩三家《诗》、公羊氏所传《春秋公羊传》等。今文经学侧重微言大义，好言灾异天人，与政治关系密切。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所立皆今文经，今文经学遂为官学正统。

古文经者，以先秦古文（籀文）书写、经民间发现或献王所献之经本。主要经典有：孔壁《古文尚书》、鲁淹中《礼》三十九篇、《毛诗》、《左传》等。古文经学侧重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学术性较强而政治色彩较淡。古文经长期未立学官，属民间私学。

二、西汉：今文经学的独尊

西汉经学以今文为正统。董仲舒治公羊学，倡「天人三策」，以《春秋》断狱、以灾异说政治，深得武帝赏识。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使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而所尊者实为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的核心教义有三：其一，「天人感应」——天人之事相感相应，人君行事乖戾则天降灾异以谴告之；其二，「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社会由乱而治、由质而文的进化次序；其三，「素王说」——孔子受命作《春秋》以当一王之法，虽无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此三者皆政治性极强，为汉帝国提供了合法性论证与制度设计。

三、刘歆争立古文与今古文之争的开端

西汉末年，刘歆校书中秘，发现《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以为其价值远在今文经之上，遂上书哀帝请立古文经博士。此议遭到今文经师的强烈反对，五经博士不肯与刘歆对议，师丹、龚胜等攻之甚力。刘歆愤而作《移让太常博士书》，斥今文经师「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此为今古文之争的正式开端。

刘歆之争虽未成功，然王莽执政后，以古文经为改制依据，立《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博士，古文经学首次获得官学地位。然随王莽败亡，古文博士旋废。

四、东汉：古文经学的兴起与郑玄的调和

东汉初，今文经学仍居官学地位，然其末流烦琐僵化，「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学者疲于记诵而不得经义之要。班固叹「经学之弊，至此极矣」。

与此同时，古文经学在民间蓬勃发展。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贾逵、马融、许慎等大儒皆治古文经，以训诂考据明经义，学风简明务实，与今文经学的烦琐恰成对照。贾逵条奏《左传》长于公羊者三十事，争立古文，终使《左传》《古文尚书》《毛诗》立博士（虽旋废旋立，然古文经学之地位已不可动摇）。

郑玄遍注群经，兼采今古，以古文经为本而吸纳今文经说，实现了今古文的学术调和。至此，今古文之争在学术层面基本消弭，然其精神分歧——重义理与重考据、尚微言与求实证——从未真正消失。

五、清代今古文之争的再起

清中叶，庄存与、刘逢禄治公羊学，开清代今文经学之端。龚自珍以公羊义议政，魏源以《公羊》说《诗》《书》，今文经学再度成为政治批评的理论武器。

晚清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断古文经皆刘歆伪作；《孔子改制考》，以孔子为改制教主。康氏之论虽在考据上多不可据，然其政治意图——为戊戌变法提供经学依据——则昭然可见。与之对立，章太炎尊古文经，以《左传》为《春秋》真传，斥康说为妖妄。清末今古文之争，实已超越学术论争，成为维新与革命两条政治路线之争的经学表达。

结语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表面上是经典文本与解释方法的分歧，深层则是两种不同的学术精神与政治取向的对立：今文重义理、尚微言、与政治紧密结合；古文重考据、尚实证、与学术更为亲近。两千年之争，互有消长，互有补益，恰恰构成了中国经学发展的内在张力与动力。没有今文经学的义理精神，经学将沦为枯燥的训诂堆砌；没有古文经学的考据功夫，经学将沦为空疏的政治议论。今古相济，方为经学之全。